河西村的故事

民国二十七年（1938），河西村村干部积极组织群众为八路军提供给养，帮助八路军抗日，被汉奸告密。一天夜晚，河西村突然传出狗叫声，村长姜雨村、村书记员姜成元、治安员刘二则、负责东半村的闾长刘阜威、负责西半村的闾长刘丙贵等被捕，日伪军还在全村搜捕副村长侯辅臣。那天晚上，侯辅臣正和几个村民在一起玩牌，听到狗叫声感觉不对，便让一妇女将他藏在柴草堆中，刺刀扎来扎去没有扎到，最后躲过一劫。

日伪军把五名村干部关押在牛家垣炮楼下，有牛家垣的梁再祺小名六十则每天给他们送饭，天天米汤窝窝头。过了二十来天，仍然抓不到侯辅臣，日伪军准备枪决五名村干部。突然有一天，六十则给大家送来了肉包子，他们美滋滋地吃着，还说笑着今天过啥节呀还给咱们吃肉包子。六十则摇了摇头，唉了一声说：“后生们管饱吃。”人们顿时没有了说笑声，大家都知道六十则暗示着什么，都猜到了这就是最后的晚餐。六十则走后，他们把碗摔碎，用碎碗片开始挖地道。整整挖了一夜，看见了雪野映照得蒙蒙亮的天空。要爬出洞必须踩着下面人的肩膀才能出去，于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最后剩下刘阜威和姜雨村。因为姜雨村太胖了，根本钻不出那个洞，就让刘阜威把他绑了，嘴里塞上破衣服、烂棉花，以应付日伪军。当姜雨村用肩把刘阜威顶出洞口时，被出来方便的日军发现了，随即机枪声响作一片，四个人分头从雪地跑到外村各自的亲戚家躲避。刘阜威慌乱中摔伤了一条腿，姜成元被冻僵，跑到亲戚羊圈中在羊粪中取暖融化，结果由于羊粪太暖，导致腿烂而死。

后来，村里出了个汉奸，这人正是村长姜雨村，人们称雨村太君。“太君”这个词是外来语，是日语大人的音译。雨村太君经常带上日伪军抓进步人士，抢百姓钱财，八路军掌握这一情况后决定除掉这个汉奸。一天一封秘密情报落到日军手中，内容是八路军写给雨村太君的，要求他摸清日军新动向以便打一场伏击战，并对他提供过的情报给予嘉奖。日军大怒，用狼犬把雨村太君咬死，据说只剩下一条腿。其实，八路军采用的是反间计，日军信以为真，以为雨村太君是八路军打入内部的人员。

牛家垣村的故事

牛家垣地处文水、汾阳交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进入头道川的进山口，也是八路军山区根据地与平川联系的必经之路。八路军在牛家垣的频繁出没，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便火烧牛家垣，梁家塄下老宅、李永申宅院以及全顺堂等一大批房屋被烧毁。

为保卫家乡，村里成立了民兵组织，冯立成任民兵队长，民兵有郭万越、梁志远、郭万章、梁广玉等。他们配合八路军送情报、锄奸。一天，日军从平川进攻文水县政府所在地康家堡，当他们行进到石盆沟时正好进入牛家垣民兵的伏击圈，民兵们顺利地打了一场伏击战，既阻击了日军，又掩护了我政府人员安全转移。民兵还配合八路军将村里和邻村的几个日军的铁杆汉奸除掉。

一次，村里安排为八路军做军鞋，有一村民梁广银因八路军除掉他的汉奸母亲怀恨在心，极力抵制做军鞋，受到村干部的批评。他便把拥护八路军的村干部报告给了日军。村长梁廷泉、副村长韩狗牛以及韩应孩、梁照益、李富贵、梁玉忠等村干部被抓捕。日军对他们行刑毒打后捆在一条绳子上去野外枪决，在即将开枪之际，捆在最后一个的梁玉忠挣脱绳子跳进沟里后逃脱，其余人员壮烈牺牲。八路军得知这一事件后，很快查明梁广银就是那个告密的汉奸。于是利用日军多疑的特点采取了反间计，借日军的手除掉了梁广银这个汉奸。

日军一度驻扎在牛家垣梁家东西院，在西院墙后修筑了炮楼，便住进了炮楼里。从炮楼里就能监视头道川进山口和文水到汾阳的太汾公路。炮楼里日军不太多，有时六七人，有时三四人，伪军较多。刚开始日军小队长是个瘸子，人们称拐队长，后来是个毛队长接替了拐队长。

日军要求周边36个村庄都配备情报员，每天要到炮楼汇报各村情况，并且轮流为炮楼提供粮食和物资。负责接收物资的支应所所长就是牛家垣村的梁国厚，他头脑机灵，又有文化，和八路军游击队有接触。梁国厚发现日军毛队长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日军从东北强征来的，便有意无意地试探他的思想动态。果然，在梁国厚牵线搭桥下，毛队长有意投诚八路军，梁国厚亲自把毛队长护送到与牛家垣相邻的汾阳山头庄八路军所在地，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后来毛队长在战斗中牺牲。

大城南的故事

武慧卿，又名武银仙，民国七年（1918）生于大城南村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就是晚清秀才武列。武慧卿在文水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文水县第二完全小学、大城南及文倚村小学任教师，并秘密从事革命工作。民国二十八年（1939）3月，文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安村召开，武银仙当选为文水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兼七区妇救会秘书，吕雪梅当选为四区妇救会秘书。武银仙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丈夫吕玉玺，曾任大城南村村长，由于倾向革命，多次为我方筹集军需物质、转移伤病员、传送情报被日伪军发现，将其剖腹后取去小肠，残忍杀害，丧心病狂的日军又将其尸体挂到文水县城门示众。

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秋天，武慧卿脸上涂抹着锅黑，头上扎着破旧的毛巾，背着刚满两岁的女儿玉宏，由大城南去西营村为我军送流通券。经过日军设的卡哨时，谎称小孩生病去西营村看医生，终于蒙混通卡。离开哨卡，随即火速混到西营小学教师中，由内线将孩子与她掩护到安全地带。日军得到情报立即包围了西营小学，这时，武慧卿已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日军把校长抓去，严刑拷打，逼其交出武慧卿，该校长宁死不屈。次日，被敌人用铡刀杀害。

李魁，民国三十三年（1944）任八专署建设科员，民国三十五年（1946）2月被派往文水及交城一带工作，先后任文水县秘书、总务股股长等职。李魁了解到武慧卿的不幸遭遇后无比同情，经过一年多的并肩战斗，团结协作，李魁和武慧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同情到相知并渐渐生出爱慕之情，两个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走到了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村里有位抗日积极分子王三儿，身手敏捷，走路如飞，经常为八路军办事。文倚村有个汉奸无恶不作，一天，八路军得知这个汉奸要娶小老婆，便安排王三儿见机行事，有机会的话就除掉这个汉奸。王三儿披了条麻袋，假装成要饭的去了婚礼现场，一伙日军和汉奸正饮酒作乐。王三儿看见厨房桌子上有把菜刀，他慢慢向厨房靠近，只见他突然飞一般拿起菜刀跑到正房，揪住汉奸的头发按倒在门槛上，一刀把头剁了下来，装到麻袋里飞快地跑了出来。一群日军和汉奸措手不及，愣在那里，等反应过来时王三儿已经跑出了村庄，枪声这才响了起来。后来，在一次行动中，王三儿被日伪军抓住，先押解到交城，用木笼押至汾阳。村民们凑了银两，让人去赎王三儿，结果去的人只带了几只鸡，并没有把银子送出去。听说鸡也让日军给扔了出来，人就没有救出来。

沟口村的特殊位置，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白天，日军在县城到开栅活动，沟口就在其中心地带。夜晚，八路军武工队从后周、前庄一带下来活动，沟口是必经之地。当时的村长师振度白天要应付日军和伪军，夜晚给八路军提供帮助。八路军武工队史平、赵有和经常在沟口一带活动，村长师振度和村民兵队长师广恩积极配合八路军的行动。

有一次，武工队员史平生病住在了沟口山前的土窑洞中，日军得到情报后派县警察局局长师升带队来搜山。师升是沟口人，村长师振度知道土窑洞中住着生病的八路军，也知道师升并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便对师升说，搜山可以，但不能去土窑洞。师升心领神会，佯装在另一山上搜索了半天就撤走了。

师育贵是八路军12团侦察排副排长，曾经单枪匹马进县城代表12团团长和日军谈判。只见他头上一顶礼帽，戴一副墨镜，骑一匹大洋马，大摇大摆进了城。他突然发现警察局局长师升看着他，他压了压礼帽，继续往前走，他不知道师升是不是认出了他。

谈判结束后，有人问师育贵从哪个门出城，师育贵说从东门吧。师育贵知道日军和伪军会暗算他，刚到城市楼底，他便打马从南门跑出来，只听得身后枪声不断。眨眼间，他已经跑到马村，回到山里根据地。

村里赵德秀家有五头骡子，三头骡子拉一套车搞运输，两头骡子拉轿车，租给婚礼使用，日军来了后把五头骡子都抢走了。其中一头骡子见了日军又踢又咬，自己跑回来了。等日军追来，正好赵德秀的弟弟在家，日军让他把骡子捉住，他拒绝了，被日军刺死。骡子见状踢得更厉害了，也被日军刺死。

民国二十七年（1938）正月二十五日，日军经过沟口村东太汾公路时，被晋军71师伏击，击毙日军200余名，烧毁汽车37辆。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正月二十八日在沟口村进行杀戮，死难者达32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烧毁房屋320间，村成废墟，生者逃居邻村。当时龙泉村村长提出把沟口编成该村一闾，遭到当时沟口村村长孟菲茀、副村长师振国等的拒绝，并招呼大家回村建房。

孟敏是个有文化的人，写得一手好字，民国二十七年（1938）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被任命为中共清徐县委宣传部部长。一次正当在田头召开县委会议时，被日军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

孟传兴在太原鞋厂建立秘密交通站，为八路军提供情报。

孟澄是日军警备队负责人，经常暗中护送八路军和军用物资。一次，有六个民兵被堵在城里的一条巷子里，孟澄低声说：“还不快跑！”六个民兵安全脱险。还有一次，警备队员汇报说怀疑一辆马车下藏有禁品，他假装检查了一下，挥了挥手让出了城。

集灵源的故事

集灵源是龙王山的龙头，在龙头上就能看到县城和章多沟的情况。民国28年（1939）日军开始在龙王山上修筑炮楼，沿龙王山脊修了六座炮楼。在集灵源村东的制高点马山梁头就有炮楼，这里主炮楼一座，副炮楼四座，还有配套的生活区，这六座炮楼之间还挖有一米深的战壕连接。日军威逼着人们搬砖，用羊往上驮砖，白天修的炮楼，夜晚就被人扒掉。当时胡承来是村长，他经常配合八路军办事。据说，就是他经常组织人扒掉日军修的炮楼。

日军驻扎在炮楼里有一个班，还有部分伪军。炮楼居高临下，封锁了南面靛头沟和北面章多沟两条文水通往康家堡和二、三道川的路，给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

集灵源的许多青年都参加了民兵，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经常骚扰和打击日军，严密监视炮楼里的动静。村里有个侯某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自从日军修了炮楼，就成天钻在里头，身穿黄皮，腰挎盒子枪，死心塌地当起了汉奸。明目张胆引着日本人到周边各村搜查八路军、游击队，抢粮抢物。

民国28年（1939）秋，侯某某引着日军回村，以查窝藏八路为由，挨家逐户，将全村四十多家百十多间房子全部烧毁，使全村老少无法生活，四处逃难，只有伪村长和他自己家的房屋完好无损。游击队负责人宋志明决定铲除此人，并安排民兵队长胡广荣和民兵侯小则去执行。侯某某好像听到风声，成天躲在炮楼里不露头。胡广荣思谋出一条“引蛇出洞”计策。一天，胡广荣和妻子杨秀青穿了新衣服，站在街上，逢人便说要去半峪村看岳母刘凤祥，然后朝村外走去。侯某某听说胡广荣去了半峪村，便溜回家中，进了街门还四下望了望，见无情况才开门进窑洞。埋伏在窑顶上的侯小则，马上发出信号，潜伏在村边的胡广荣迅速赶到，二人封住了窑门。胡广荣朝窑内喊话：“缴枪不杀！”等待半天并无动静，二人撞开窑洞，四处搜寻不见人影，断定藏在窑内地窨中。侯小则掀开盖板喊：“出来！”侯某某看见枪口正对着他便大声喊：“广荣哥，饶命。”胡广荣拔出腰间的手榴弹大声说：“这里活着是你住的房子，死了就是你的墓子。”拉开导火线，扔进地窨，侯小则放下盖板，二人飞身跑到院中，只听“轰隆”一声，窑洞便成为一个土丘。

胡广荣经常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游击队作战，他们抬担架送伤员，有时巧妙化装深入敌军阵地侦察敌情，摸哨兵捉舌头，多次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表彰。

民国32年（1943）的一天，游击队接到情报，碉堡内新增日军，情况异常。为摸清鬼子动向，派胡广荣和胡瑞义捉一个舌头。傍晚时分，两人潜到碉堡附近，等待天一黑就动手摸哨，不料被一个拉肚子的伪军撞见，两人转身便跑，伪军提不起裤子，只是乱叫喊。碉堡里的日军闻声而出，集合队伍出来追寻。二人无处躲避，只好跑回村里，胡广荣拉住胡瑞义说：“到我家。”“不行，让鬼子逮住，咱俩死还得连累你妈。”“我有办法！”两人回到院中，也不关街门，径直钻进院内煤仓里，抓起煤面先摸脸，再摸胳膊，又在煤里打滚，活像一对刚从小煤窑出来的背煤汉。然后悠闲地打了一盆水，坐在小板凳上准备洗涮。胡广荣把手枪压在水盆底下，小声言道：“沉住气，万一不行再拼。”几个鬼子和伪军端枪入院，看见两个“窑黑子”不紧不慢地洗涮，因当时村里大多青年都以下煤窑为生，所以他们也没有盘查，转身出门继续追去了。

马家庄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八图峁上日军架着机枪，严重威胁着八路军的行动，宋志民组织民兵去夺机枪。半峪民兵奎则身上盘了一条长绳，匍匐着来到八图峁下，把绳子一端拴了一块石头，对准伸在外面的机枪扔了上去，绳子正好缠绕在机枪上，奎则用力一拉，机枪掉了下来。日军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吓得退了回去。区里为了表彰奎则机智勇敢，奖励了他一匹白洋布。

区长雷洪又名杨远，曾在马林庆家下院的窑洞里养伤，马林庆的妻子岳忙兰忙前忙后，开小灶、煮鸡蛋，雷洪深受感动，曾认干娘。后来雷洪南下重庆任职，还和岳忙兰通信联系。

王家庄山上日军炮楼里，每天要有人给送水，送去的水怕投毒，每桶都要由送水者亲自喝一瓢，才允许倒进水缸中。一次，马如驷挑着水进了炮楼，正赶上日军吃饭，只听见日军骂骂咧咧，嫌饭菜做得不好吃。马如驷是边山一带有名的厨师，不仅炒得一手好菜，自己还会做豆腐，马上对翻译官说，你给他们说说，我给他们做顿饭，看看咱的手艺。翻译官高兴的屁颠屁颠去请示日军，不一会出来对马如驷一挥手，让过去做饭，结果日军对他做的饭菜赞不绝口。马如驷就留在炮楼里给日军做饭了，日军不许他回马家庄，只让他在王家庄这一带买粮买菜。王家庄是马如驷妻子的娘家，于是马如驷经常路过丈母娘家，在门口土地爷神像前祷告一番。自从马如驷在日军炮楼做饭后，区里经常派人到马如驷丈母娘家门口的土地爷肚子里取情报。

马如骥之子马正炜，小时候父母送到太原的学校学习，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懂日语翻译，成了中阳县日军翻译，经常为八路军提供情报。特别是在危急时刻利用自己翻译的身份为被日军抓住的人士做担保，其中保护了不少八路军干部。中阳县城地处晋西北与晋西南的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八路军三五八旅顺利攻下了中阳县城，许多人作证，当时马正炜等提供的情报起了一定作用。后来，还为马正炜落实了工作。

民国15年（1926），马家庄的马林昌等兄弟来到县城南街，购置了一座三进院，并在路西开办有“九如德”棉织厂，主要生产毛巾、手套、口罩、纱布等。抗日战争时期，“九如德”把生产的纱布、毛巾和别的字号的盐、药，用马车拉到二道川八路军后方医院，回来时把木材拉到洪水沟煤矿，再把煤拉回县城，渐渐地，这就形成了一条八路军红色交通线。

陷家沟的故事

陷家沟历来是兵家要塞，村北山顶上有座寨峁，上面有石头垒的寨堡。八路军曾在村里驻扎过，东陷家沟成家宅院、西陷家沟药王殿都住过八路军，药王殿前戏台上还存放过八路军的粮食。

日军“扫荡”时，村里人都到村北千峰岩躲藏。千峰岩是自然形成的隐蔽场所，场所有六七十米长，三四米深。岩的东北经常有清泉流出。村里的房子、戏台都被日军烧了。一队日军骑兵发现村民陷二牛往寨峁上跑便开了枪，陷二牛被击身亡。

日军从陷家沟村西的崖头村通过陷家沟村去王家庄据点，正好遇上村里的成大年，让他带路。刚走到村东，埋伏在山坡的武工队开了火。武工队一会儿放几枪，日军就趴在地上打半天机枪；一会儿武工队又放几枪，日军又趴在地上打半天机枪。成大年趁机跑进了山里。

村东刘家沟有两孔土窑洞，村里民兵经常在这里隐藏。一天，牛头坡东庄的侯秃则佯装放牛来到刘家沟，民兵成二愣看见毛驴正吃村里的谷草，侯秃则鬼鬼祟祟，便骂着让侯秃则离开。民兵陷成保听见从土窑洞出来说：“算了，不用吵了。”他对侯秃则说：“你赶快走吧。”

谁也没料到侯秃则是日军特务，牛头坡东庄就紧靠驻扎着日军的王家庄炮楼。深夜，侯秃则带着日军包围了土窑洞，民兵们还没顾得上拿枪，日军已经站在窑洞里了。十几个民兵被集中站成一排，日军挨个搜身。民兵情报员成大亮趁日军查看搜到的物品时，溜到旁边沟里跑了。接着，任德功和成大鹏也开始跑，任德功选择了往沟里跑，眨眼不见了影子；成大鹏选择了向山上跑，脚下一滑又摔了下来，被捉住了。日军用绳子把他们的双手捆住。这时，侯秃则也许觉得前一天陷成保没有骂他，便把陷成保放了。

日军押着十个民兵向王家庄炮楼走去，还拉走了成大鹏家的一头毛驴。成大鹏被捉住时，日军把他捆在最后一个，他边走边想办法把绳子解开了，但他一直捏着绳子等待时机。正当快走到敌占区时，成大鹏纵身跳到路旁沟里，躲到一棵树后，日军朝沟里放了半天枪走了。

第二天成大鹏回到家时，他家的毛驴也回来了，原来通往王家庄的路上有一段结冰了，毛驴说什么也不上冰面，日军只好让毛驴自己走了。

过了几天，被带走的十个民兵中的成二牛被放回来了，因为他当年才12岁，成二愣、陷礼芳等九人被杀害于县城东门外。

几天后，八路军和陷家沟的民兵去牛头坡东庄把侯秃则捉了回来，参加这次行动的八路军中的张英杰，就是陷家沟陷姓人，张英杰是他的别名。

侯秃则被愤怒的村民关进铁笼上下村游街，用杀猪用的吊钩钩住脑袋挂在木架子上处决了。

民兵遭袭那天晚上，陷礼梅正好给八路军去送情报没在村里，后来与成二牛参军随解放军南下作战。

南武涝村故事

一天晚上，七名八路军住在村南李增富家，日军突然包围了院子。此时八路军在正房，没有点灯，而李增富的东房里还亮着灯，日军的注意力全在东房。八路军出其不意向门外扔了一颗手榴弹，趁着烟雾跑出了院子，消失在田野里，而那颗手榴弹还炸死一个日军。第二天天刚亮，日军就把全村人驱赶到关帝庙，架起机枪开始训话，扬言要把全村人杀死。人们发现跟着日军的翻译官正是本村阎祥太的亲戚温培成，便通过关系和温培成打点疏通。温培成给日军出了个主意，说把全村的铁锅都集中没收，让他们吃不上饭饿死。日军便听从了温的建议，开始挨门逐户收缴铁锅。人们也陆续回家，把铁锅藏起来。

日军在村里搜查，敲开王干才的街门，王干才怀孕的妻子因躲闪不及，被日军的刺刀直接刺进肚子身亡。教师李达廷因拒绝给日军当村长被杀害。

温建国民国九年（1920)出生，小名酉生，曾用名温双壁、李永福、吕景林，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参加工卫旅特务连，后逃跑回家。不久，又参加汾阳县游击基干队及晋绥八分区游击支队，任战士、班长，并混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独闯日军占领的汾阳城，日军发现追捕时，跑到一户人家躲避，女主人机智地说，厕所的粪缸刚掏完，你就进去躲一下吧。温建国马上跳进去躲避，日军进了院子搜查了半天没有结果就撤走了。温建国爬出来喘着粗气给了女主人一个耳光，说差点把老子熏死。

温建国担任汾阳县抗日政府七区助理员期间，作风粗暴，欺压群众，违反纪律，胡作非为，人称瘟神。一次，他与汾阳县金井村一民妇通奸，被该村村警郝大保、郝兴富捉住，送到区公所，后又转到八专署，受到上级严厉批评教育，决定让他接受培训学习。温建国怀恨在心，趁推磨的机会再次逃跑了。不久叛变投敌，当了日军便衣特务。他经常穿着日军服装，带领日伪军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民兵及工作人员。温建国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据说，人们见了他都不敢笑，谁要笑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民国三十三年（1944）1月17日（腊月二十二日），温建国带领日军到汾阳县金井村抓捕了村警郝兴富、郝大保，民兵解五儿、解六儿。温建国当场用刺刀将郝兴富刺死，其余3人被抓回仁岩日军据点后惨遭杀害。同年，温建国又带领日军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汾阳县贾家庄村长吕维纪、工作人员辛正福；安上村村长魏德昌（共产党员）、副村长李明元(共产党员)、情报员赵狗斯；小相村自卫队长杨青聚，群众焦喜堂、和志荣；下堡村村长任书经、村警张敦林；大相村村长樊茂桐、村警武永银等10人抓回仁岩日军据点，除樊茂桐、和志荣、任书经被释放外，其余7人全被杀害。民国三十四年（1945）春，温建国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郑家庄村村警田朋元、宜儿村村警孟连高抓捕，交给日军杀害。同年4月11日，温建国带领日伪军窜至文水西城村，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村民石泰仁夫妇、石万林夫妇、李四牛的妻子及母亲共6人抓捕，5人被当场杀害，石万林的妻子被刺成重伤，第二年死亡。次日，温建国带日军窜到北辛店村，将群众孙宝成、贺永智、杨财旺、贺国华、贺致祥、贺金山、贺毓秀、路二女（有身孕）、贺永智的母亲共9人抓到该村大庙前，全部杀害。同年5月，温建国又带领日军窜到保贤村、保贤庄、东城、南胡、上段、水寨等村，将群众刘连如、王治国、张绍曾、苏玉魁、韩润兰、郝月贵、胡瑞芳等25人抓捕，严刑拷打。在带往文水途中，除放回9人外，温建国亲手将郝月贵、胡瑞芳2人杀害，其余14人被带回文水后，又将张绍曾、胡玉魁等3人杀害。同年6月，温建国又将马村王六儿抓回文水亲自刺死，王六儿与六区干部曾经追捕过温建国。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温建国先后逃窜到太原、大同等地，继续与人民为敌，曾充当平鲁国民兵团准尉乡队副、朔县爱乡团2营6连事务长、大同第八大队少尉运输员、天镇县国民兵团准尉乡队副、天镇县张西河乡乡长等反动角色。民国三十八年（1949）绥远解放前夕，温建国以自己曾在太原坝陵桥杀死一人的身份到内蒙古隐藏下来，隐姓埋名潜逃到包头大发煤矿当了矿工。后因攻击共产党，大肆扬言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言论，被判刑8年，刑满释放后在内蒙古东胜县柴登公社金星大队监督改造。20世纪70年代初，温建国给村里亲戚写回来一封信，亲戚们分析是他写的，便交给了村里，村里又送到公安部门。1973年3月22日，文水公安部门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抓捕归案。温建国被执行死刑时在村里和汾阳街头游街，人们向他扔石块，以表达愤怒之情。1976年10月15日，温建国在文水县城外被枪决。

南胡村的故事

南胡村东面紧靠汾河，是个重要渡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晋绥边区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晋绥如同延安的门户，往返于敌后各根据地和延安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必须保证这些同志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南胡村的汾河渡口就是穿越祁县、文水之间封锁线的主要途径。

一天，有人发现三个日军骑着马从祁县经渡口来到南胡村，欺负妇女，便向驻扎在索家堡的国民党骑兵连报告。骑兵连赶到时三个日军正在村公所，并把群众集中在院内，骑兵连机枪架在围墙上，但怕误伤群众不能开枪。这时，村长胡作仁一个箭步冲到门口打开大门，骑兵连战士迅速冲进院内。一个战士抱住一个日军，被日军朝后一刀刺死，随即另一个战士一刀砍死这个日军，另两个日军骑马逃跑。骑兵连的子弹总是打不中这两个日军，眼看日军就要快跑出射程范围了，只见村里胡侯小夺过一支枪一个点射，一个日军应声跌下马来，另一个日军跑回了祁县城。

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4日，文水县长李生华主持在南胡村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专署、八地委和中心抗联的同志，有各区负责干部和部分村的村长，工卫旅22团派一个营做保卫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各村向山区大批运送军粮，解决西北党政机关及部队的吃粮问题。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深夜1点半，会后大部分同志随部队撤走，一部分同志分散到附近各村休息，30多人留宿在南胡村。其中，有工救会秘书刘斌，五区区长贾长安、区委书记张映录、区工救会秘书陈康、区妇救会秘书吕雪梅、八路军干部赵忠玉等。

6月5日清晨6点，驻交城、祁县、太谷、东庄、信贤据点的日军和警备队千余人联合行动，把南胡村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村周围护村堰上布满了敌人，主要路口架设了机枪，窜进村里的敌人逼迫村警鸣锣集合全村人。顿时，全村人声鼎沸，鸡鸣狗叫，乱成一团。村民们惊恐万状，人心惶惶。夜宿在村的县区干部已无法突围，装扮成村民混杂在人群中向老爷庙走去。村警不断鸣锣喊叫:“全村老百姓听着，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到老爷庙集合，如若不去，按八路论处……”日军和警备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跟在人群后面，不断地往庙里驱赶群众。夹在人群中的张映录抱着郭章的小孩，装成老百姓。胡子道的妻子给吕雪梅头上围了一块旧毛巾，贾长安、赵忠玉等也都化了装，有的搀扶着老人，有的手拉儿童陆续走到庙门前。凶神恶煞的日军军官，逐个审视、盘问进庙门的人。只要有点嫌疑就立刻押进庙内戏台上毒打审问，无嫌疑的都集合在庙内戏台下训话。刘斌因为是外来干部，日军一听不是本地口音，马上就把他抓到戏台上。前后被抓到戏台上的有3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各村来南胡走亲戚的农民。

老爷庙戏台下挤满了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大人小孩，男男女女，肩靠肩，臂擦臂，挤在一起，黑压压一片。人群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日军和警备队。庙门前戏台上、四周建筑物上架设着轻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台上台下手无寸铁的群众。满载着燃烧弹和汽油桶的汽车停放在一旁。气氛阴森恐怖，预示着即将降临一场巨大灾难。日军军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文水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巢穴”，南胡又是隐藏共产党、八路军的“黑窝”，昨天还在这里召开了重要会议，现在他们都没有走，你们要把他们统统交出来，不然把全村烧尽杀光……日军军官讲完话，他们便拿出打人工具，有麻绳、木棍、板凳、杠子、砖块，挑来几担冷水，端来一盆又一盆辣椒水，动手拷打台上的嫌疑分子。开始被打者是个老百姓，对敌人的问话，他老老实实回答，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敌人总是不相信，直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接着一个又一个地审问拷打，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住，就前言不搭后语地胡说起来，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气得敌人不停地吼叫。气急败坏的敌人，把被审问的人高高地抬起来，再使劲摔在地上，这叫坐土飞机，轻者鼻青脸肿、七窍流血，重者折背断肢、摔破肚皮，有的呻吟，有的号叫，惨不忍睹。

接着，敌人审问拷打一个伙夫，敌人问：“你是哪里人？”伙夫答：“是文水城里人。”敌人再问：“你为什么来到南胡村？”伙夫答：“为了养家糊口，来南胡当厨子、扛长活。”敌人边打边骂：“你的胡说！八路的干活！”实际上这个人是县委机关的炊事员。不管敌人打得有多凶狠，他都一口咬定是来南胡扛长活的。敌人给他压杠子，叫他坐老虎凳，他都坚强不屈，从不改口供，并说可以找到证人。这个人的舅父是南胡人，他说舅父的姓名，敌人让村警从台下叫来他的舅父，当场做了证，才停止了对他的暴行。

从早上8点，一直审问拷打到中午12点多，一连拷打了26人，没有拷问出一个共产党干部或八路军，敌人气得嗷嗷直叫！狡猾的日军军官挥手让停止行刑，让台上所有被抓的人当场找证人作保。台下的人接二连三地走上戏台做证，认领自己的亲人。村长胡秉信把吕雪梅认作女儿。20 多人都有人做证，最后只剩刘斌一个人找不到保人，因他是外地口音，人们怕自己说的与刘斌供的对不上口供，都不敢上台做证。日军军官对刘斌骤起疑心，决心从刘斌口中搞到他们想要的情报。日军军官声色俱厉地喝问：“你的干什么的，八路军干部的？”刘斌说：“我是个商人，在外地做买卖，我不是八路也不是干部，是来南胡访亲探友的。”日军军官问：“谁是你的亲朋？”刘斌说：“村长胡秉信。”刘斌和胡秉信都在太原西北炼钢厂工作过，胡秉信是俄国总工程师的翻译，刘斌是德国工程师的助理，二人不仅相识而且胡秉信还知道刘斌是共产党员，是钢厂的工会主席、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刘斌调来文水担任县工救会负责人，胡秉信也知道。敌人不相信胡秉信的做证，用鞭子使劲抽打刘斌，打得他遍体鳞伤，直到他失去知觉昏死过去，然后再用冷水浇醒，继续毒打、审问，刘斌仍然什么都不说。敌人的手段更加残忍毒辣了，用绳子把刘斌绑结实，几个人摁住，把辣椒水一碗一碗地往他肚子里灌，灌得刘斌手脚发抖肚膨胀，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半字实情。敌人又把刘斌捆在老虎凳上施酷刑，往他的双腿下一块又一块地加砖块，再用杠子压他的腿，直压得他腿部骨折筋骨断，一条腿致残。刘斌再次昏死过去，冷水又一次把他浇醒，凶神恶煞的敌人取来刀子、钳子，拔掉刘斌的门牙，剩下的几颗牙齿也被打得松动了。刘斌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最后，黔驴技穷的敌人，叫刘斌坐土飞机。几个人把他高高地举起来摔到地下，摔得刘斌七窍出血，第三次昏死过去，敌人用冷水再次浇刘斌，刘斌没有醒来，敌人以为他断气了。审问结束，敌人一无所获。灭绝人性的敌人仍不善罢甘休，挨门逐户地抢老百姓的财物，装载了满满3辆汽车。然后，开始焚烧房舍，全村330户的房舍，只剩下西北角的10多户，其余化为灰烬，把紧靠南胡的王家堡也烧了一部分。大火中烧死两个无辜群众，一个是胡映才的母亲，因年迈行动不便，去不了大庙被活活烧死在房中；一个是胡儒珍未满周岁的儿子，也被烧死在屋内。全村的鸡、狗、牛、羊、猪、马、驴大部分被烧死，有11人被日军拷打致残。日军撤走后，刘斌在大家的抢救下，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全村房舍和生活、生产资料被烧后，村民们被迫东奔西逃，背井离乡，有的投靠亲友，有的住临时席棚，有的睡在猪羊圈内暂且度日。为帮助南胡群众战胜灾难，渡过难关，抗日区县政府和晋绥公安总局派出干部，组织各村群众到南胡慰问，发动群众捐款捐物，帮助南胡村民重建家园。由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使南胡群众的生产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村里的盲艺人孔海忠有说唱词：“四月有个三十日，日本人来了咱村里。婆姨哭、娃娃叫，一齐圈到老爷庙。日本鬼子太可恨，放火烧了咱南胡村。赖房子烧得地溜平，好房子烧成圪筒筒。……”

云周村的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赵振芳是雇村长，有人也称假村长，在村里专门应付日伪军。一天，日军在村里抓住一名八路军，捆在关帝庙村公所。日军找到赵振芳问：“你们村有没有八路军？”赵振芳说：“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日军对着他就是两刺刀，赵振芳当场昏死过去。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又活了过来，后来硬是靠鸦片缓解疼痛又活了两年。

文水县游击大队长周文彬与驻保贤村的阎军协商，决定联合在云周村阻击日军。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17日，周文彬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提前占领了村南口斜南街堡角张肯义宅院有利地形，在西房顶上架起了机枪。日军从南胡方向围剿过来，关键时刻，阎军却失约撤退，破坏了联合阻击日军的协定，游击队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周文彬带领队员奋勇迎击，给敌造成重大伤亡。在掩护部队撤退时，由于天旱庄稼没有长高，不易隐蔽，周文彬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八路军六支队和县大队岳德胜中队驻扎在云周村。岳德胜是太谷人，原是文水日伪信贤据点小队长。经我八路军干部和打入敌伪内线人员多次教育感化，岳德胜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秋季起义，参加了我地方抗日武装。之后，在镇压叛徒、铲除汉奸、瓦解伪军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在对日作战中，他胆大心细，勇猛善战，为文水平川“挤敌人”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5月30日，岳德胜和县大队战士在郭家庄儿的郭洪恩院里，刚刚做了一大锅揪片汤准备开饭，驻文水信贤、西社、下曲据点的日伪军200多人包围了云周村。岳德胜指挥战士们把揪片汤倒在茅厕里，与村内的八路军六支队迂回到村外将敌反包围，俘虏日伪军40多人。部队在撤离过程中，遭遇从祁县、文水、汾阳、清源日军的三面合围。因寡不敌众，在突围时岳德胜和10余名战士中弹牺牲。日军让村里郭富恩、张来年等八个人抬着两块门扇板，把岳德胜队长和副队长的遗体抬往信贤据点，一路上日伪军嫌抬遗体的群众走得慢，对他们拳打脚踢。其中有个外号叫朝天犼的，平常头就朝上看，看不到路，抬上遗体更难前行。走到保贤庄，日伪军又从庄稼地里抓了两个庄稼人，把他替了下来。一个日军对准他刺了两刀，当场身亡。日军回到信贤据点，将岳德胜的头割下，挂在了庙门上示众。

西城村的故事

西城村多宝寺三面环水，只有山门前有一块空旷的广场。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东征的红军战士来到多宝寺前广场上演讲，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开仓济穷，扩红筹款，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年的热血青年刘守仁、阎四牛、阴汝升、王盛、白放彩、蔚永康、白仁光等听了红军战士慷慨激昂的演讲，激起了抗击日军、保家卫国、还我中华的信念。正是这些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思想，引导了他们全新的革命行动，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年西城村公所就设在多宝寺内，抗日干部顾永田、彭敏、吕雪梅、秦承德、段海青、王智、秦汉山、任震等经常来西城村宣传、主持、开展抗日工作，15岁的吕雪梅住在多宝寺西面的舅舅家。他们在村公所与村青救会主任刘守仁、武工队员阎四牛等共商对敌斗争策略。很快，抗日救亡的烽火便在这里燃烧起来，西城村有了“小延安”的称号。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3日，游击三支队配合在清源、交城一带活动的游击二支队，在西城村附近，与驻祁县一支50余人的日军展开激战，当场击毙日军20余人。这是文水境内的首次对日作战，它打响了文水军民抗击日军的第一枪。

西城村群众基础好，支边贡献大，对敌斗争热情高涨，引来敌人的报复。抗日村长侯汝瑞、刘墉先后惨遭日军杀害。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十一日，日军来西城捉拿抗日英雄阎四牛，结果错把李四牛家人抓了去，在多宝寺制造了四一一惨案，刺杀我村民六名。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西城村有了党的组织。刘守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任交西一区、文水四区区委书记。他组织发动许多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队伍，他们在战斗中成长，成为敌后抗日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文水县涌现出“抗日英雄四大牛”，他们是西城村的阎四牛、西庄村的安五牛、东旧村的张石牛、西石侯村的武三牛。

阎四牛民国六年（1917）出身于西城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自幼随其父学武功，行动敏捷，力气过人，略懂拳术。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侵略者侵占文水、交城一带，他便毅然参加革命，成为我方秘密交通员、武工队员、抗日村长，经常活动于交文两县，送情报、摸岗哨、除汉奸、打据点。由于工作出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领导西城青年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百团大战，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炸桥梁、拔据点、刨铁路、打增援；配合八路军参加夜袭信贤据点、西社抢粮、镇压伪村长王宪卿等战斗。敌人对阎四牛等抗日干部恨得要命，更把西城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日军派大汉奸宋子英、孟玉林及徐沟的两名土匪来西城村抓捕阎四牛。他们横冲直撞，到了阎四牛家，把其母亲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逼其交出阎四牛。他们干脆住了下来，声言非抓住阎四牛不可。民兵得知此事后随即报告了正在西城做工作的贾石亭区长。贾区长笑着对阎四牛及周围的人说：“好嘛，咱们就关住庙门啃骨头，看谁吃掉谁！”随即做了安排，让村公所公人领这四个汉奸、土匪到村公所说要设酒宴请他们。贾区长自己扮作端菜的，王效贤小名成成扮成筛酒的，村公所人高猪儿装扮成倒茶水的，区警卫员扮作打杂的。趁这四个家伙喝得乐不可支、酩酊大醉之时，贾区长的手枪顶住了宋子英的背。阎四牛吸着纸烟悠闲地进来说：“你们不是要捉拿我阎四牛吗？我来了！”大家一齐动手缴了他们的枪，绑了个结实。经研究，认为这几个汉奸和土匪不属于争取教育的对象，遂把他们绑到西营堰口枪决镇压了。这一行动镇住了周边的敌人，他们再也不敢轻易来西城村活动了。

西城村晚清秀才王其宽，设立私塾兴办教育。他严谨治学，严于律己，不只注重知识传授，更注重人才道德的培养。民国初年，他集资兴办西城小学。20世纪30年代初，把初级小学扩建为全县唯一村办两级学校（初小+高小）。抗日战争期间，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又投身烽火浪潮。

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文水县三区区长赵唐封和堂兄赵晋承商量兴办织布厂解决部队的困难，并开办职业学校为部队培养所需人才。赵晋承曾在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后在山西大学任教，他既是大学教授，又是经济学者。这一计划得到县政府批准后，赵晋承便找到了王其宽，从事教育多年兼任西城副村长的王其宽闻之欣然接受，并提出选址与集股开办事宜。

王其宽以自己的声望与孙履庆、孙履瑞、李树人等在西城村碑儿街十字路口原福星久铺房内共同开办晋兴实业社，专门生产布匹、毛巾等，为牺盟会和工卫旅等抗日武装解决供给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在碑儿街十字路口西天主堂内开办了育才职业学校，他任名誉校长，教师由实业社同人兼任。吸收周边各村因战乱失学青年学习基础知识及商业实践与商业新式簿记法，为牺盟会、工卫旅及社会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人们送王其宽“积厚泽光”“品端学梓”的金字红牌。

北辛店的故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北辛店村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组织群众做军鞋、送军粮、传递情报、济养伤员，为抗击日军支援前线做出了很多贡献。

民国三十四年（1945）4月12日，夜幕降临，我新六支队岳德胜等19名战士来到村里。当时由村干部杨增寿和村公所公人贺致祥负责给战士们安排食宿，经商量安排在村东头拥军积极分子杨锦荣家四合楼院内。4月13日天还没亮，放哨的贾肉则、孙保成发现一群日伪军向村里走来，便转身跑到杨锦荣家，将敌情报告队长岳德胜。这时听到枪声响起，敌人已经包围了村子。岳德胜马上集合队伍，房东杨锦荣赶忙出来打开后门，让战士们撤退。这时，正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大门口。岳队长带领19名战士突围至村南鱼池塘边，向敌人扔了一排手榴弹，日伪军被炸得爬在地上不敢动。转眼间战士们跨过护村堰，通过一条渠道消失的无踪无影……

日伪军挨门逐户搜查，一无所获的日伪军恼羞成怒，把全村的人都集中到洪福寺院内。敌人先从人群中拽出贺永智，让他指认村干部杨增寿。贺永智走到人群里看见杨增寿和其他几位村干部都在，转身默默走出人群。鬼子上前逼问，贺永智回答：“不见杨增寿”。鬼子又问：“谁还是村干部？”贺永智答道：“不知道”。鬼子气急败坏，拿起刺刀朝永智腿上猛刺，瞬间鲜血染红了裤腿，一直流到脚后跟，贺永智强忍着，咬紧牙关不吭声。

敌人又从人群中拉出杨锦荣，把他捆在杨树上问：“你家住过八路军？”杨锦荣道：“住过，已经走了”。又问：“哪个部队的？谁引到你家的？”杨锦荣道：“不知道”。敌人一阵拳打脚踢，又用枪把打，直到杨锦荣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他问“你家住了多少八路？是谁引去的？”杨锦荣抬起头，环视一眼乡亲们，镇定回答：“不知道”。这时过来个日军照着杨锦荣的胸膛猛捅两刀，杨锦荣牺牲了。

敌人又拉出贺致祥，让他指认谁是共产党员，敌人指着村干部贺秉贤问：“他是共产党员吗？”贺致祥说：“不是。”就这样持续指认了几十个人，敌人用尽各种手段也没查出八路军、共产党员和村干部来。

这时，日伪军把贺致祥、贺永智、贺金山、孙保成、贺国华、卢氏（杨锦荣的老婆）六个人拿绳子捆了，让他们脸朝北，一字排开，跪在地上。贺致祥的父亲贺毓秀走出来，替儿子说好话求救，不料也被捆进刑场。贺永智的母亲阮氏双眼失明，拄着拐杖，颤颤微微跪在鬼子面前求情：“我儿子永智是好人，求你们放了他吧。”日伪军拽着老妈妈的脚，把老人也拖进刑场和儿子永智跪在一起。

愤怒的群众一阵骚动，一个日军军官呜哩哇啦吼叫着，翻译官威胁道：“谁敢乱动，拿机枪扫死你们。”洪福寺院内寂静了。只见日伪军把刚才捆着的六个人连同求情的两位老人上衣脱掉，用白毛巾蒙住他们的双眼。端起闪着寒光的刺刀，刺进亲人们的胸脯。霎时，哭声、喊声、骂声汇聚在洪福寺的上空。孙保成是个硬骨头，打死也不脱棉衣，日军捅了几刀没捅死，鲜血染红了衣服和双脚，又过来几个敌兵，对着孙保成捅了二十几刀。大汉奸文建国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贺金山嘴角在抽动，拿起大石头砸碎了老人的脑袋。牺牲的九个人中，杨锦荣的老婆卢氏腹中还怀有三月大的胎儿。

武良村的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初，日军轰炸文水城后，撤到武良村一带的牺盟会游击队员吕雪梅、袁月英、胡俊之发动青年参加游击队，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参加了抗日队伍。县妇救会秘书武银仙正在武良学校召开妇女会议，日伪军闯进了武良村，她让妇女干部安全撤离后，自己正要行动时，敌人已经进入校园。她转身走进教室，坐在学生的座位上听老师讲课，骗过了敌人，化险为夷。民国二十七年（1938）7月，武良村建立了党支部，韩子扬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伯年、李仁旺等组织了抗日游击小组，李珍、张伯年、韩子扬、李永生等均在各区委任职。

民国二十七年（1938）7月13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程子华在《对敌占领区的工作》一文中多处提到文水。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我军在各方面的胜利，让很多汉奸怀疑日军能否征服中国。如果日军不能征服中国，他们会不会带自己到日本去；如果不带自己到日本，那自己将在何处立足。因此，过去的铁杆汉奸，有的也改变了态度。文水伪县长不准他们的警察随便捉拿游击队的侦察员了。有一次，警察捉了游击队的侦察员，伪县长甚至责备说：“把侦察员交给日军杀了，我们也是中国人；如果不交，日军知道了不得了。”言外之意，捉了游击队的侦察员是给他出难题。最后，还是以捉住了“小偷”的名义将侦察员释放了。文水的日军翻译也曾这样转告人们：“八路军指导员李虎函的伯父被日军捉住，是我说了不少好话才放了，不要把我认为是汉奸。”有顽固不改者，即以严厉手段对付，以警告其他汉奸，教育群众。文水孝义镇一村长屡教不改，人民公审后枪毙了。后来，文水敌伪警察与游击队订有互不侵犯、互不抓捕侦探条约，他们出来时以有无日军相随与游击队规定记号决定打与不打或如何打。敌人派来的侦察员，与我方的村长商议回去报告的内容。有一次，日军开完村长会议，把十余个村长以报告消息不确实而扣起来当人质，并派人调查报告内容是否准确来决定对他们的处分，但敌人所派的侦察员到我们游击队商量好后，带着村长们所报告的同样内容回去，十余村长即被释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20日，腊月初七，武良民兵发现伪军突击队长郝守谦带领一伙伪军从信贤据点出发朝武良方向来，走在前面的是六个骑马的，后面紧跟着几十个骑自行车的。民兵们马上报告抗日政府县长李魁年和城工部部长秦汉三，李魁年命6连按作战计划分头埋伏，兵分三路分别从三个方向进入位于村西北端的村公所附近准备战斗。几乎同时，敌人从东护村堰口进入武良村，直奔关帝庙内村公所。进庙后伪军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庙前哨兵就被我埋伏于西北方的一个神枪手打中，吓得这个哨兵顾不上胳膊上流血，掉头进庙关紧了庙门。此时，枪声响作一片，敌人乱作一团。我军6连王连长指挥部队从三面包围了关帝庙，战士们枪弹齐发。惊恐不定的敌人有的爬上钟鼓楼朝四面乱开枪进行抵抗，被6连架在房顶的机枪压制住了火力，掩护部队接近大庙。6连一个排越墙进入与老爷庙只有一墙之隔的学校院内，向庙内掷了不少手榴弹，掷弹筒连发6 发炮弹打到庙顶上，炸得瓦片和尘土飞扬。敌人被我军打得措手不及，慌乱中拼命顽抗。为了减少伤亡，我战士步步向庙前逼近的同时，抱来许多柴火围在庙前四周，点燃焚烧，浓烟滚滚，更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我政工人员又加强政治攻势，不断喊话迫令敌人缴械投降。在敌队长动摇不定之机，我战士已炸开庙门，冲进庙内，将敌人全部生擒，以郝守谦为首的伪突击队80 余人全部被活捉。

战斗结束部队撤走后,全村百姓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都捏着一把汗，担心日军报复。当日晚上，有些人家等不到天明就赶快吃腊八粥,有些人家连夜转移财物，准备弃家躲避。李魁年和秦汉三也在考虑武良村的善后工作。这时，大家想到了武良村的一个人，在日军司令部当翻译的蔚子祥。此人有爱国表现，曾多次为我方提供情报，在这紧要关头再考验他一次。经过再三斟酌，决定让李永生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腊月初八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李永生骑着辆新自行车，打扮得和伪军便衣特务没什么两样，赶了30 里路到达城郊准备进城。守城的两个伪军，一见这辆车子就打上了主意。当李永生大摇大摆走近城门时，一个伪军要看良民证，另一个伪军要借用自行车。李永生没有答应，并脸不变色地对他们说：“我有要紧公务，不能借。”一个伪军开口便问：“你是什么人？”李永生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正争执得起劲，过来一个好像伪军小头目的人，李永生一本正经地说：“我是蔚翻译的便衣，有重要情报，耽误了大事你们可要负责的。”这几个家伙听说李永生是蔚翻译官的人，吓得大眼瞪小眼，倒吸一口冷气，马上笑脸相迎,他们生怕得罪了翻译官，也顾不上看良民证了，就放李永生进了东门。

蔚子祥才起床，李永生就进了他的家，蔚生祥开口便问:“永生，你这么早进城有事吗？”李永生说：“昨天咱村出事了，你知道了吧,乡亲们怕惹出麻烦,托我来求你,想劳你在日军面前好言一番，免得咱村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蔚子祥询问了一下发生战斗的情况，感到棘手，想推脱了事，说：“你回吧，这不是小事，不好说。”李永生再三恳求，蔚子祥就是不答应。眼看着这个任务难完成了，李永生心里很着急，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因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露真情的。李永生严肃地对蔚子祥说：“子祥，你既然不讲咱们过去的情面，我就实话对你说吧，是八路军派我来的。”李永生边说边看蔚子祥的表情，只见他好一阵低头不语，接着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冒出来。老半天蔚子祥才反问李永生：“他们怎么说？”这时李永生感到成败的关键时刻到了。李永生按照李县长的指示精神，用他几年来做攻心战的经验，说道：“他们要我告诉你,事关重大，这是对你的考验。如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就应想尽一切办法为武良村解围。事成之后，按照共产党立功受奖的政策，对你的汉奸行为既往不咎。”接着李永生加重了语气：“日寇就快完了，你应留条后路，否则打败鬼子后对你要新账旧账一起算，到那时后悔就晚了。就这些，你看着办吧。”蔚子祥没有马上回答李永生，只是头上的汗水越流越多，像是在做最后的抉择。突然蔚子祥问李永生：“昨天双方有多大伤亡？”李说：“没有一人伤亡。”蔚子祥又问：“打了有多长时间：”李永生答：“大约两个钟头。”蔚子祥想了一会儿，看上去似乎松了口气。

真巧，就在这时一个日军来找蔚子祥。蔚子祥顾不上安顿李永生，就迎了出去。大约过了20分钟， 蔚子祥回来了。他对李永生说：“你回吧，日本人后天要去武良村调查，让村里款待得好些。要记住，我给日本人说的是郝守谦事先和八路军约好，要在武良村投降。八路军把他们从武良村接走了，放了几枪是做个样子。”蔚子祥很自信地说：“日本人听了很生气，看样子有点信以为真了。”李永生的心一下掉进了肚子里。

1 月23日（腊月初十）上午，天空略有几片云彩，但天气还是很冷。蔚子祥陪同日军队长带领着一二百个日伪军进了村。村长、副村长接待了日伪军。蔚子祥领着日军的几个头头，在村西北柳儿地附近转了半天，又窜到老爷庙后边，叽里呱啦不知说了些什么就回村大吃大喝起来。饭后，日伪军从信贤村绕道回文水城去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天，我军占领了文水城，蔚子祥被我军俘虏。听到这个消息后，李永生马上找到李魁年县长，要求对蔚子祥予以保护。李魁年提笔就写了张字条，李永生拿着字条亲自从拘留所将蔚子祥提出来送回他家里，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得到了落实。

汾曲村的故事

民国二十七年（1938），16岁的任震被组织派到文水，任县青救会秘书、青年连指导员。民国二十九年（1940），日军在文水五次“强化治安”，平川斗争环境极其恶劣。一次，任震在东庄村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日军抓捕。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一颗子弹，问他：“子弹是哪里来的？”任震不慌不忙地说：“捡到的。”敌人继续问：“你是哪里人？到这里干什么？”任震随口回答道：“我是汾曲村人，到这里找活干。”敌人将信将疑，看他年龄不大，不像八路军，但又不确定他的子弹来源，最后决定带他到汾曲村对证。

在旁边的东庄村一群众，听到要去汾曲村对证，生怕露了马脚，抄小路飞快地向汾曲村奔去。他先到汾曲村村公所报了信，村里很快找到刘亥成的妻子，约定任震是她的儿子，做好应对准备。亥成大娘是一位接生婆，对人热情，在村里很有威望。敌人来到汾曲村后，亥成大娘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出面相认。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们都围上来做证，日军信以为真，任震终于脱离了危险。

张文秀家在村西七姓巷，离村堰近，便于隐蔽和撤退，南庄的张三娃和下曲的二牛两名地下工作者曾住在他家，在这里开展活动。在他俩的培养下，张文秀的女儿张三奴成为汾曲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村里刘汝阳、王尚武、王晟、王三儿、李春生、刘吉寿等参加了革命。王志明曾任三区武委会主任。

温云村的故事

刘建寅（1895—1962），字畏钦，幼年丧父，靠母亲为佣生活。因生计所迫，他在太原美国教会兴办的崇实中学只读了两年半即辍学，受聘于太原上兰村小学任教。民国十五年（1926），回乡任温云村小学校长，极力提倡新文化，大胆革新旧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开创了男女兼收同堂授课之先例，并增设高小班，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深得村民拥护。当时文水县长卞祖深书赠刘建寅“一方师表”金字牌匾一块。

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刘建寅就任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长。其时，民族危难日益深重，他与进步教师王亦侠、张乐民等密切接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一时期是他由维新改良思想趋向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一个转折时期。七七事变后，刘建寅隐居家乡，不为敌伪政权做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夏，抗日县政府流动教育团成立，他受命回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继续任教，一面实施抗日教育，一面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曾是抗日政府流动教育工作团和三区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

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一天，村里地下党员、小学老师宋子文，带着抗日县长顾永田、秘书彭敏、游击队长周文彬来到郑奉先家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筹资在温云村建立一个党的地下杂货铺，取名协裕和，由郑奉先经营，名义上经营日用百货，实际上是作为晋中平川地下党和山区武装力量的联络站。八路军和地下工作人员到平川来，就吃住在这里，探听敌情，秘密开会，购买所需物资。

有一天，工卫旅21团副官赵俊臣住在协裕和，发现两个贼头贼脑吆喝着卖木料的人。经查是敌人派来的特务，赵俊臣立即组织人把这两个家伙扔进村枯井里。敌人恼羞成怒，不久日军派四辆汽车拉着日伪军把温云村包围了，要抓赵俊臣。当时，赵俊臣等三人正在郑奉先家吃饭，闻讯后越墙而走，躲在麦地里。日伪军四处搜查，毫无所获，便把郑奉先家查抄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离温云村不到7里的信贤村成了日军据点。地方干部胡宗宪将一位姓王的同志安排在协裕和当伙计，开展地下工作。信贤村的日军经常来骚扰，有一次与工卫旅22团遭遇，敌被击退。工卫旅转移后，日伪军返回来把协裕和的东西抢劫一空。后经三区区长张有义再次安排，恢复营业。民国三十年（1941）春天，张有义和四区区长张通，以及高自修、刘翻伍等正在协裕和开会，在门口放哨的郑奉先发现日军来了。情况紧迫，已来不及躲避，郑奉先让他们伪装成协裕和的店员，张有义拴上围裙扮成做饭烧火的，高自修、张通爬在小桌子上对账，刘翻伍在柜台上营业。刚安排好，敌人就闯进来，转了一圈，看无闲杂人员就走了。

民国三十一年（1942），八路军郑福德队长在温云村养伤，郑奉先把他安排在本村郭雨田家。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郑福德和通信员被俘，通信员经不起敌人拷打，供出郑福德和协裕和的关系。第二天，日伪军突然把协裕和包围，抢走全部财产和区政府存放的公章及公文。幸好抢东西的人里面有一个是被日军俘去的原县政府工作人员周世民，周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便把公文和公章都烧了，只把财物交给了敌人。由于协裕和已经暴露，便停止了营业。之后，郑奉先担任了温云村长，维持两面政权，一边应付日伪军，一边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郑奉先还将长子郑平、次子郑增辉、女儿郑唐都送到革命队伍里。郑平民国二十八年（1939）参加革命，曾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文印员、晋绥八专署民政科科员、徐沟县民主政府民政科科长、徐西区长等职。高车村有个王通保给县政府收棉花和布匹，收了钱但一直没有把棉花、布匹送到县里。郑平来到高车要钱，王通保不在家，晚上郑平就住在高车。半夜时分，西社的阎军把高车村包围了，郑平跑到巷子里，朝追他的阎军打了两枪，趁夜色跑到邻村杨落堡。这时，天已微微发亮，一群阎军追进杨落堡，郑平因寡不敌众牺牲，这一天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22日。郑增辉参加抗日游击队不久，到工卫旅22团卫生队任卫生员，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交城县西伏芦箩板沟战斗中牺牲。郑唐民国二十七年（1938）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卫旅政工队，在晋西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进入延安中国女大学习，后被选拔进入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民国三十一年（1942）在延安与刘克东结婚。郑唐先后在军委三局、联防司令部、一野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从事无线电通信报务工作，任报务主任、队长。刘克东曾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期间，区干部秦汉三化名老孟和绰号赛麻虎的王瑞经常在温云一带活动，在他们的发动下，村里刘源、郭明甫、刘道岸等参加了革命。刘道岸先后任三区、五区区长。刘芳武利用教员身份做掩护，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开栅山内同地下党组织开会时，因被人告密而被捕，杀害于太原。

郭明甫在张家口经商，从小伙计做到顶生意的三掌柜，娶了媳妇并育有一子两女。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打到张家口，把郭明甫他们的店铺洗劫一空，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在秦汉三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文水县三区区长，但他公开的身份是温云村长，表面为日军征粮，暗地里将大部分给了八路军。民国三十一年（1942）四月初三，日军进了村，郭明甫正在朱家地种南瓜，人们都往村外躲藏，他却往回跑。大家劝他别回去，他说我是温云的村长，我要回村应付日本人，不然群众会吃亏的。他回村后就被日军逮回了文水。副村长刘鉴前等人拿上钱去文水保人，不知跑了多少回，钱也花了不少，人就是保不回来。后来村民刘金蝉建议去请交城福聚园老板温云人王进德和村民代表刘建寅共同去求文水伪县长，送上礼物说明来意，伪县长说郭明甫无口供，明天放人。当天，大家到狱中探望了郭明甫，50多天的牢狱生活让他变得又黑又瘦，头发胡子很长。想到明天就能回去了，大家自然高兴。天快黑了，王进德回了交城，刘鉴前、刘建寅和公人焦甲科三人住了店。第二天早晨，郭明甫是被抬出来的，人已经没有了气息，原来被日伪军用水拖麻纸连续盖五官的残忍手段杀害了。大伙只好买棺木将郭明甫入殓了，雇马车拉回温云，进行了隆重的村葬，将他葬在朱家地老坟。

我地下工作者刘源正在村东南的乔大林家办事，被一信贤探子发现后告密，日军便赶来抓捕刘源。日军刚到村堰附近，突然堰上传来阵阵枪声，一个日军应声倒下。原来西山下来的八路军赶往苗家堡去取军鞋，路过这里正在村东南堰下休息。不久，信贤据点的汽车载着日军进村，抓住刘五儿当向导，向八路军离开的方向追去。走到南安路上，刘五儿趁机跳下车来，被日军枪杀。日军追到北胡无碍寺一带，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就掉头返回了温云，刘源已经完成任务撤走了。日军把村民们关在三官庙里，庙门上架起了机关枪，扬言交不出八路军就要扫射。这时，村里有人认识翻译官，便向他求情。翻译官蔚子祥看了看人群，发现他温云的亲戚也在人群里，便在日军耳边低语了几句，日军又咋呼了几句，在村里搜刮了些钱财就撤走了。村里公人王有先，一次被日军围住要他带路，仗着自己力大体壮，王有先摔倒两个持枪的日军，从南胡同街往北跳墙逃脱。

北胡村的故事

民国28年（1939）4月中旬，为牵制“扫荡”晋东南根据地的日军，八路军120师、工卫队、决死四纵队游击6团新兵队和特训队出击晋中各县，先后袭击了汾阳县罗城镇、文水东庄等地日军，消灭数十人，缴获武器一批、战马20多匹。工卫队22团5连在南安两次与清源日军交战，使晋中各县之敌大为震惊。4月23日，八路军进至北胡村附近，工卫队21团3营7连和9连、军政干校学员、县大队驻榆林村；工卫队1营2连驻谢家寨；120师四支队两个连和指挥部驻北胡、孟家庄；决死四纵队游击6团新兵队和特训队一部驻无碍寺，共计1000余人，并组成联合指挥部，由工卫队参谋长张英任指挥。4月24日，指挥部接到日军集结出发的情报，命令各部做好迎战准备。部队接令后，占据驻村护村堰等有利地形严阵以待。县大队化装成日军，大队长周文彬穿日军军官服骑白马，准备迎敌。4月25日凌晨4时许，日军出动10余县日伪军约5000人，分多路向北胡等村包围。一部分日军顺官道向北胡运动，县大队用太阳旗与之联络，待日军接近时，突然用手榴弹、机枪袭击，将一辆坦克打得跌到路沟内，骑兵死伤多人，日军退向成子村。一部分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榆林村发起猛烈进攻，坚守榆林的工卫队3营营长李少卿命令部队，待敌人进至村边40米处时打击，敌人死伤遍地。天刚拂晓，谢家寨、孟家庄等地战斗陆续打响，两军阵地犬牙交错。县大队又从西北安返到南安、谢家寨村北袭击了从交城出发的日军，又向围攻北胡、谢家寨的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死伤不少。县大队又经南安转到麻家堡，打死日军1人，缴获马1匹，撤向思贤村后从思贤转到大象突袭了返文水城的日军100余人，然后经保贤村南顺河撤出战斗，仅牺牲1人。

坚守榆林村的工卫队3营，连续打退敌人的6次冲锋。战至过午，日炮兵仍从北社、东南社之间，向榆林开炮掩护步兵进攻。这时，发现距敌人3里处，有敌骑兵向榆林方向冲来，扬起的尘土很高，敌炮兵以为是八路军援兵，就朝骑兵开炮，打得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此时，指挥部命3营撤向北胡，李少卿让1排带4挺机枪，从榆林、成子村中间突击，给敌以很大杀伤，3营趁机撤向北胡。北面敌人立即占领了撤出之阵地，成子村敌仍在向榆林村进攻，榆林村敌人以为是八路军反攻，双方对打许久，又死伤了不少。

坚守北胡的指挥部及八路军四支队两个连，闹不清有多少敌人，曾向西社方向突围，又被敌人堵回，后勤人员伤亡较大。最后集结于北胡的部队，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坚持到天黑，将重伤员和妇女疏散到群众家掩护起来，工卫队由特训队带领冲开一条血路，经北安庄、辛南、西石侯、文倚村撤回山区。指挥部、八路军两个连和军政干校部分学员，从北胡西南突出重围，经东城撤走。突围中3营副营长李金武英勇牺牲，特训队指导员王其昌双腿被炸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坚守无碍寺的游击6团新兵队及特训队战士大部分伤亡，余下32人多已负伤，在弹尽援绝突围无望之际，集体投入庙前井内，壮烈牺牲。

无碍寺中弹数发，东西厢房被炸毁。村里落下十几颗炮弹，炸死村东头的金贵老夫妻，炸毁民房五六间。一颗炮弹打进村东头一院里，所幸没有爆炸，后来村民取出来过秤，这颗炮弹有60多斤重。日伪军在村里挨门逐户搜查，闹得全村鸡犬不宁。日伪军闯入后街王喜儿家，见他蒙头睡在炕上，便用刺刀把他扎死。后来又把村里的雇用村长夏元捉住。傍晚，日伪军退回常丰村，日军将夏元等四五个村的村长杀害了。

这次战斗，史称北胡突围战。因处于不利隐蔽的大平川，且双方兵力悬殊，给抗日军民造成较大伤亡。抗日军民在战斗中英勇善战，毙伤日伪军近千人。(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宣传部部长、吕梁市首批乡村振兴文化特派员 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