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家葛水平在《我为什么写这个孩子》中所写：“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特别关注历史和战争的人。战争让多少人的生命定格？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生。”我也是如此。

李林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当我站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抗日女英雄李林雕塑前，看着这位齐耳短发，手握双枪策马扬鞭为抵御日寇浴血奋战，屹立在天地之间的年轻女子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一瞬间涌上心头。我难以想象她从温暖的南洋归来，辗转于中国南北学堂，最终将生命奉献给了塞外这片天地。

 1940年4月，日伪共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地区进行围剿，共产党抗日队伍各种机关700余人被日伪军围困。此时的晋绥抗日根据地不仅是军事前哨，更是政治、经济与战略支点，肩负着阻敌西进、保卫延安的重任。危机时刻，一位归国女侨挺身而出。她1915年生于福建，幼年侨居印尼，14岁归国求学，足迹遍及厦门、杭州、上海和北平的校园。此刻，她已是威震晋绥的抗日英雄。身怀有孕的她，率领骑兵勇猛在前，毅然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陷入重围。

 4月2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朔风凛冽，残雪尚存，此时的李林已身负重伤，鲜血汩汩流出，她忍着剧痛，面对气势汹汹已经包围上来的日伪军，她英勇反击当场击毙日伪军6人。弹尽粮绝的时候，她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4岁。她用生命诠释了她在高中课堂上写下的铮铮誓言：“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

她年轻炽热的生命与腹中的孩子，永远地定格在了1940年的那个春天，永远地长眠在了这朔风猎猎的荫凉山之上。我在她的墓前深深三鞠躬，一位新婚不久，即将为人母的年轻女子，生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戛然而止。她未能目睹四个月之后距离这里不远的百团大战大捷，也未能看到天际那轮即将照亮东方的红日。

那时被积雪覆盖的塞外春草才刚刚萌芽，杨柳才刚吐绿，一个崭新的春天才要刚刚开始。一个女人生命中的春天也才刚刚绽放，深爱她的丈夫正在等她凯旋，正在等着属于他们的孩子降生，正在等着将来不远的有一天孩子清脆的童音能叫他一声“爸爸”，但是他等来的却是永诀。那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曾亲自参与创建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亲手组建晋绥第八抗日游击支队，多次奇袭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战马和武器的爱妻，永远回不来了。

她深知，脚下的土地是保卫延安的战略支点，不容有失。她骑着她的大红战马，定格在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反“围剿”前线，与松柏长青、与天地长存。她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她永久地睡去了，还有他们的孩子，永远地长眠在了这片苍茫辽阔的狄戎之地。她的鲜血染红了塞外的春草，染红了倍受蹂躏的祖国河山，染红了刚刚泛白的塞外黎明。她没有看到日后飘扬的红旗，没有看到日后阴凉山的茂密葱郁。而她所做的这一切只为换来这一天。

24岁，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在物质极大丰裕的今天，24岁，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展望人生未来最美的青春年华。而她却在烽火中，选择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只为华夏千千万万的人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下，只为破碎的山河终得重整。也许，那是她早已为自己准备好的一颗子弹，弹头发亮，闪着耀眼的光芒，她曾无数次打开枪膛，抚摸过那颗冰冷的弹头。她又无数地合上枪膛，把它小心翼翼地别在腰间。我不知她在倒下的那一刻，可曾想起收养她的父母双亲，可曾想到大海那边的故乡以及童年的印度尼西亚，可曾想到她上学的厦门集美学校，想到与她志同道合一起走向抗日前线的爱人，想到她最敬仰的女英雄秋瑾。

随着一声枪响，一切都归于沉寂，一切又重新开始。

 “你去后的那天，刮了大风，不知你受凉了没有，我很担心。在一块儿时，有时还吵吵嘴，分开了却非常想念你。敌人又要发动围剿，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写到这里，我们的孩子又在乱动了，但我会保护好他的，请你放心。”这是战友在李林牺牲后，从她身上找到的一封她没来得及寄出去的家书。

她是一名女子，也需要爱人的呵护和关爱，她和天下所有的女子一样，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她也是一名母亲，一个即将出世孩子的母亲，她即将为她的孩子倾尽所有遮风挡雨。但一切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都化为乌有。当听到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书时，同样作为一名妻子、作为一个母亲的我，心如刀割。在国家危亡时，她放弃优渥的生活，像所有的热血男儿一样手持双枪，纵身上马奔赴救国前线。　　

秋风今又起，换了人间。夕阳西下，我站在雁门关外荫凉山之巅，只见群山如海，残阳如血，谷穗飘香。遥想85年前的那个春天，红日、红鬓马、红旗、被鲜血染红的青春，那红曾照亮塞外的天空，那红曾照耀祖国的大山大河，如今仍然照彻着这方天地。

我忽然明白，李林从未远去，她已化作了这河山的一部分，化成了一朵花、一棵树、一株莜麦、一汪清泉，轮回在这四季更迭之中，她永远24岁，那匹红鬃马依然在跑，永远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作者：史慧清

责编：任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