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梅娃（1910-1986），出生于山西夏县中留村一个普通农家，幼年时父亲便因病离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让她早早养成了坚韧、能干的性格。15 岁那年，经家人安排，她嫁至夏县大侯村，与青年孙雨亭结为夫妻，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婚姻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更让她在动荡的革命年代，成为了一名 “没有组织的革命同志”。

革命觉醒：从灶台到 “红色堡垒” 的蜕变

婚后第二年，孙雨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深夜回到家中，与志同道合的同志围坐在一起，压低声音讨论革命形势，绘制农民协会的活动计划，还时常走村串户，向乡亲们宣传 “打土豪、惩污吏” 的革命道理。起初，廖梅娃只是默默站在一旁，为他们添茶倒水、整理杂物，但丈夫眼中的坚定与同志们的热血，渐渐让她对 “革命” 二字有了模糊的认知。

“只有跟着共产党，咱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孙雨亭常对她说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从那以后，她主动承担起 “后勤保障” 与 “安全警戒” 的重任：每当有同志来家里开会，她就搬着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手里拿着针线活，看似在缝补衣物，实则时刻留意着村口的动静，一旦发现陌生身影，就会用咳嗽声或拍打门板的方式发出信号；为应对突发的搜捕，她还悄悄在自家与邻居家共用的围墙上，搭起了一架不起眼的木梯 —— 这架木梯，后来多次帮助丈夫和同志们成功脱险。

1927 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爆发，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孙雨亭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只能回到家乡开展秘密工作。那段时间，廖梅娃的心始终悬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家里的地窖打扫干净，为同志们隐藏文件和武器；深夜里，她还要等所有人安全离开后，才敢熄灭油灯，一遍遍检查门窗是否锁好。即便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只是对孙雨亭说：“你放心干，家里有我。”

抗日征程：小脚丈量出的支前路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雨亭被任命为中共夏县临时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廖梅娃的生活也随之变得忙碌起来。那时，她家成了抗日志士的 “秘密联络点”，常有同志冒着风险前来传递情报、筹集物资。廖梅娃总是把最好的粮食留给同志们，自己和家人却啃着掺了野菜的窝头；冬天屋里冷，她就把家里仅有的几床棉被都铺在同志们的炕上，自己则和孩子裹着破旧的棉絮过夜。  1938 年初，日寇大举进犯晋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保护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上级决定将队伍从山下转移到中条山腹地。廖梅娃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年迈的公婆、年幼的孩子，跟着丈夫踏上了避难之路。中条山的山路崎岖陡峭，对于从小缠足、有着一双 “小脚” 的廖梅娃来说，每走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她背着装满衣物和干粮的布包，一手牵着 2 岁的女儿，一手还要搀扶着年迈的婆婆，常常走不了几里路，脚上就磨出了血泡。即便如此，她从未落下过队伍，晚上宿在山洞或破庙里，还会主动帮同志们缝补破损的衣物，烧热水给大家泡脚。

在中条山的日子里，生活异常艰苦，粮食短缺、御寒物资匮乏，但廖梅娃始终想着革命事业。看到游击队的战士们没有被子盖，她悄悄把自家唯一一床崭新的棉被抱了过去；得知村里的贫困户王大爷冬天还穿着单衣，她连夜把为孙雨亭做的棉衣拆改好，送到了王大爷家；有战士在战斗中受伤，她就用自己从老家带来的草药，一遍遍为战士清洗伤口、更换敷料，直到伤口愈合。不仅如此，她还主动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动员妇女加入支前队伍：“战士们在前线拼命，咱妇女也不能闲着，多做一双军鞋，战士们就能少受点冻；多煮几个鸡蛋，战士们就能多一分力气！” 在她的带动下，周边村庄的妇女们纷纷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的院落里都响起了纳鞋底的 “哒哒” 声，为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

守家卫国：废墟上的 “母亲铠甲”

1939 年冬天，阎锡山发动 “十二月事变”，公然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围剿。为了保存实力，中条山区的党组织决定转移到太岳根据地，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同时动员领导家属暂时返回老家。那个夜晚，窑洞里的油灯忽明忽暗，廖梅娃和孙雨亭相对而坐，眼眶都红了。孙雨亭紧紧握住她的手，声音哽咽：“梅娃，我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家里的老人和四个孩子，就全托付给你了。”

廖梅娃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有不舍，有担忧，但更多的是坚定。她强忍着泪水，只说了一句话：“你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照顾好。对了，能不能把我 14 岁的弟弟廖保家带上？他也想跟着你们去抗日，去打日本人！” 孙雨亭看着妻子坚毅的眼神，重重地点了点头。临行前，公公拉着两个儿子和廖保家的手，语气沉重却坚定：“你们要好好干，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就别回家！”

就这样，廖梅娃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牵着 2 岁的女儿，带着另外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公婆，回到了早已被日寇焚烧殆尽的大侯村。眼前的家园一片废墟，房屋倒塌、田地荒芜，家里没有一粒粮食，没有一件完好的家具。为了让全家人活下去，廖梅娃不得不放下尊严，背着最小的孩子，挨家挨户乞讨。有村民同情她，给她一碗稀粥，她总是先分给公婆和孩子，自己则饿着肚子；遇到不愿意施舍的人家，她也不抱怨，只是默默离开，继续寻找下一户人家。

开春后，天气渐渐转暖，廖梅娃知道，总靠乞讨不是长久之计。她厚着脸皮，向亲友们借来种籽、犁耙和牲口，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作。那双曾经只做针线活的手，因为握锄头、拉犁耙，变得粗糙不堪，布满了裂口和老茧。傍晚回到家，她还要生火做饭、照顾孩子和公婆，常常忙到深夜才能休息。

更惊险的是，一天深夜，廖梅娃正在屋里纺线，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小儿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她心里一紧，扔下纺车就冲了出去，只见一只饿狼叼着小儿子，正准备往院外跑。那一刻，廖梅娃忘记了恐惧，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狼把孩子带走！” 她张开双臂，挡在饿狼面前，大声嘶吼着。或许是她的勇气震慑了饿狼，或许是饿狼担心拖延下去会有危险，饿狼盯着廖梅娃看了几秒，放下孩子，悻悻地跑走了。廖梅娃冲过去抱住孩子，看着孩子脸上的抓痕和泪水，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从那以后，她更加坚定了信念：无论多苦多累，都要保护好家人，等丈夫回来。

为了改善生活，廖梅娃又向邻居借了一些棉花，开始起早贪黑地纺线、织布。每天凌晨，当村民们还在睡梦中时，她家的纺车就已经 “嗡嗡” 作响；深夜，其他人家都熄了灯，她家的窗户还透着微弱的光。织好一匹布后，她就背着布，步行几十里路，去庙前、大洋、埝掌、东张等地的集市上售卖。路上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向路边的店铺讨一碗凉水。用卖布的钱，她买了粮食和农具，一点点修复被烧毁的房屋，让这个破碎的家渐渐有了生气。

然而，敌人并没有放过这个抗日家庭。一天傍晚，廖梅娃和孩子们刚从地里回家，一群日军和汉奸就闯进了院子，把公公强行抓走。他们逼迫公公写信，叫两个在外抗日的儿子回来，否则就处死他。公公是个正直的人，宁死不屈，始终没有答应敌人的要求。敌人恼羞成怒，对公公严刑拷打，用鞭子抽、用烙铁烫，把公公折磨得奄奄一息，才把他扔回了家。廖梅娃看到公公浑身是伤、昏迷不醒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她四处打听偏方，跑遍了周边的村庄，寻找能治病的草药，每天为公公清洗伤口、敷药、喂饭，悉心照料了三个多月，公公的身体才渐渐好转。

晚年岁月：平凡中的伟大传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孙雨亭终于回到了家乡，与廖梅娃和孩子们团聚。那一刻，廖梅娃看着丈夫熟悉又陌生的脸庞，多年的委屈和思念化作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此后，他们一家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廖梅娃也终于可以放下肩上的重担，享受天伦之乐。

但常年的劳累和苦难，早已摧毁了廖梅娃的身体。1984 年，她因脑血管硬化病倒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儿媳韩改正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在县城的工作，回到家里，悉心照料婆婆的饮食起居。每天，韩改正都会为廖梅娃擦身、洗脸、喂饭、按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有人问她：“你辞掉工作照顾婆婆，不觉得可惜吗？” 韩改正笑着说：“婆婆当年那么苦，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她是我们全家的榜样。现在她老了，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韩改正的做法，不仅让廖梅娃感受到了温暖，更传承了廖梅娃身上坚韧、善良的品质。

1986 年 10 月 26 日，77 岁的廖梅娃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开后，大侯村及周边村庄的村民们自发赶来，有的带着花圈，有的带着祭品，短短几个小时，就有 300 多人聚集在她家院子里，为这位可敬的老人送行。夏县县直 76 个单位的负责人也专程赶来吊唁，向这位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普通妇女表达敬意。

远在北京的小叔子孙岳（时任国务院纪检组组长，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得知嫂子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发来唁电。唁电中写道：“我嫂子一生坎坷，艰辛备尝，她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的贡献比我们都大。她对抗日战争、对革命事业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在艰难环境中彰显了一个华夏女性的高风亮节…… 不管是新标准还是旧标准，也不管是城市标准还是农村标准，我嫂子都堪称楷模！”

孙雨亭也专程从外地回到夏县，站在廖梅娃的灵前，这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老革命，忍不住老泪纵横。他看着前来祭奠的乡亲们，看着墙上挂着的廖梅娃的遗像，轻声说道：“梅娃，你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你是这个家的功臣，也是革命事业的功臣。”

廖梅娃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她用一双小脚丈量了革命的艰辛，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用一颗赤诚的心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她是烽火岁月里的 “无衔战士”，是平凡生活中的 “巾帼脊梁”，她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作者：张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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