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2025年3月）

根据省政协2025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月17至21日，王立伟副主席带领课题调研组，围绕“创新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丰富双层经营体制实现形式”常委会议议题，赴浙江省深入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梅林村，西湖区何家村，余杭区新港村，临安区金惠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於潜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大竹园村，吴兴区织里镇义皋村、八里店镇潞村等10个典型村镇及农业服务机构，调研了浙江省在强村公司、数字农业、农旅融合、社会化服务等农业经营领域的创新实践，交流座谈了浙江省在发展集体经济、土地流转、依托产业带动小农户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浙江省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在习近平总书记“八八战略”科学指引下，以“千万工程”夯基筑底，聚焦“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与“双层经营体制深化”两大核心命题，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业态融合四维变革，以信托化模式推动土地流转，以多主体参与培育上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破解传统农业“小散弱”困境、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范式方面，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鲜活样本，在5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成立强村公司助力。强村公司是近年来浙江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是指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为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等，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带动当地闲置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经营渠道，有意识地建立强村公司与村民间的利益联结，使村民嵌入集体经济发展，增强村庄凝聚力和基层组织动员力。目前主要有资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订单生产型和工程承揽型等4种发展模式。截至2025年1月，全省注册强村公司1832家，股权结构以“集体51%+社会资本30%+农户19%”为主，年均带动村集体增收120万元。

（二）建成数字农合联赋能。通过建成覆盖全省的“数字农合联”平台，不仅实现了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还通过区块链技术的深度应用，构建了一个高效、透明、可信的农业生态系统。该平台集成了生产管理、供销服务、信用评价等207个区块链节点，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农业数据网络，确保了农资溯源和信贷授信的链上协同，极大地减少了过去的验证环节，效率提升了70%。平台通过引入无人机植保、AI病虫害识别等先进技术，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无人机植保覆盖率高达92%，AI病虫害识别准确率达到95%，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减少了农药使用量，还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为发展绿色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化服务。浙江在引导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化服务中，注重加强财政资金支农、鼓励工商企业带农，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服务主体网络。如杭州市建德市整合财政、移民和区市协作等专项资金3.1亿元，量化到村并入股到五大县级强村公司，提供科技生产服务，发展草莓标准地，引导200个村社投资入股、抱团发展，累计实现集体分红4612万元；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受限于良渚国家考古遗址保护需要，当地选择打造“良渚文化”IP，组团发展“农文体旅+”业态，以项目招商、财政补贴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服务当地农村发展。运营体育项目的新港村，2023年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258.59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为154.39万元。至今浙江全省培育了1.2万家专业化服务组织，这些组织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技术和绿色农业技术，采用“全程托管”“菜单式服务”和“数字化服务”等模式，满足农户不同需求，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收益。浙江通过社会化服务创新，全省托管农田的亩均收益提高了30%，农户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吸引力。

（四）农文旅融合价值开始释放。依托“千万工程”“两山”理念打造的生态优势，浙江成功培育了1200余个乡村旅游示范村。这些村庄不仅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还通过科学规划和资源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旅产业链。嘉兴市把乡村运营作为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命题和新动能，差异化整合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跨界融合“非遗+”“体育+”“美食+”等高端业态，通过专业管理、抱团联营、主题营销等方式，全面构建乡村“有景看、有人来、有钱赚”的良性运营生态，2024年全市乡村休闲游接待游客4850万人次，实现营收53.9亿元。余杭区百丈镇拥有中国“乡村博物馆第一村”的溪口村和5.5万亩竹林、千亩野生杜鹃林，2022年以来，当地立足生态资源，打造“村博旅”IP，多维立体宣传，累计吸引游客38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超800万元。

（五）信托机制品牌建设成效显现。浙江省创新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机制，政府出资设立信托中介服务机构接受农民委托，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规范程序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给其他个人或企业进行农业开发经营。浙江推广信托机制以来，土地流转更加规范化和市场化，有效减少了土地流转中的纠纷，浙江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68%，为夯实集体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浙江高度重试重视农业品牌建设，近年来打造了一批丽水山耕、山衢味等信誉度高、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浙字号”农业品牌，充分发挥品牌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强化农业农业产业韧性和竞争能力的引领作用。“安吉白茶”“天目好稻”等浙江区域公用品牌，在农文旅融合的加持下，实现了品牌溢价率的显著提升，达到了25%-30%，品牌影响力从国内扩展到国际。游客在体验乡村风情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这些优质农产品的认知和信赖，形成了品牌与旅游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典型案例  

（一）萧山区航民村：集体主导型全产业链经营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标杆案例之一，其全产业链经营的核心，在于将工业利润反哺农业、三产反哺民生，形成“产业闭环”“分配闭环”“治理闭环”的良性生态。航民村的发展验证了“集体经济+全产业链”在共同富裕中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样本，说明在工业化浪潮中，集体所有制不仅能激活生产力，更能守住共同富裕的底线。

1.集体资产资本化。通过村集体控股的航民集团整合土地、资金等资源，形成现代农业、纺织印染、文旅康养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截至2025年1月，航民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超200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15万元。 

2.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利润共享”模式，农户以承包地入股集体经营主体，享受固定收益与二次分配，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3.数字治理升级。开发“航民智慧村社”系统，实现集体资产透明化管理、村民权益动态化分配，提升治理效能与村民参与度。  

（二）安吉县余村：“两山”理念引领生态经营

安吉县余村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以“两山”理念为根，通过“壮士断腕”的产业革命、科技赋能的精细治理、制度化的价值转化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其经验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核心启示有：生态治理需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并重、短期阵痛需以长远利益为导向、资源禀赋需通过创新机制激活价值，“余村实践”为山区县提供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方案。

1.生态资源价值化。通过“村集体+农户+企业”联合开发模式，将竹林、水系等生态资源转化为休闲农业、民宿经济资产包，2023年生态产品交易额突破1.5亿元。  

2.品牌运营一体化。打造“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引入社会资本开发“余村印象”IP，形成文创、研学、康养等业态集群，年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  

3.双层经营协同化。集体统一规划基础设施与生态保护，农户自主经营民宿、农家乐，形成“统分结合”的绿色发展闭环。    

（三）临安区金惠粮油联合社：社会化服务驱动规模经营  

   临安区地处浙西山区，山地占86%，农民户均3至5亩耕地。2018年，当地12家合作社、家庭农场联合成立了金惠粮油联合社，针对“地块零散、机械下田难、成本高企”等痛点，推行“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模式，将分散的1.2万亩农田通过托管，串联成高效生产单元。并以品牌化提升价值链，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多方共赢。特别是其主打“生态粮油”概念，建立“天目好稻”区域公用品牌，品牌溢价率25%，吸纳留守劳动力500余人，推动周边6个村庄脱贫。核心启示有：“土地由村集体流转、不改变权属，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规模经营”的可复制模式，破解了山区县“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难题。

1.服务网络全域覆盖。联合社整合农机、农技、金融等资源，构建“区级总社+镇级分社+村级服务站”三级服务体系，年托管粮食种植面积12万亩。  

2.智慧农事创新。建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集成智能育秧、无人机植保、烘干仓储等功能，服务效率提升40%，成本降低15%。  

3.利益联结机制。推行“保底收购+溢价分红”，农户以土地加入联合社，享受每亩800元的保底收入及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分成。  

（四）西湖区何家村：数字赋能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何家村占地约 2 平方公里，分布有 700 余亩龙井茶园、1178 亩山林、110 亩水田和 95 亩杂地，是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保护地与主要产区。过去受制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生产销售信息不对称，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和村庄发展。何家村通过数字技术构建“小农”与“市场”的连接，用数据赋能生产、智能匹配供需，实现利益共享，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碎片化、低效化难题，为城乡数字鸿沟弥合提供了解决方案。截至2025年，农户年均收入从3.2万元增至6.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0万元。  

1.数字平台贯通产供销。依托“浙农码”系统，实现农产品生产溯源、电商直连、物流调度一体化，全村茶叶线上销售额占比达65%。  

2.小微主体集群化。成立“茶农合作社联合体”，统一技术标准、品牌包装、营销渠道，带动200余户茶农户均增收1.8万元。  

3.政策工具创新。试点“数字信用证”，基于农户生产数据提供无抵押贷款，累计发放涉农信用贷款超5000万元。  

三、初步思考  

（一）聚焦“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激活集体与农户协同动能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深化“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激活集体与农户的协同动能，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1.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模式，在吕梁、太行山区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  

2.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借鉴浙江“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经验，推动山西汾酒、杂粮、陈醋等农业龙头企业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带领农户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  

3.强化数字治理支撑：建设省级“双层经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集体资产透明化监管、农户权益实时化查询。  

（二）借鉴浙江强村公司模式，构建多元协同生态  

在当前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培育强村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生态，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1.培育强村公司：学习借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10部门出台的《关于促进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浙农政发〔2023〕1号），研究出台山西省培育壮大强村公司的政策指导意见。以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为目标，以市场化经营为导向，加强党委统筹、政府引导、资源整合、产业发展、设施配套，选择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两委班子较强的行政村，试点培育强村公司，强化强村公司联村带农致富能力，实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强村富民双提升。

2.推动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借鉴浙江强村公司“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合作社与强村公司合作，通过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将合作社和农户的生产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构建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通道。具体来讲，强村公司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支持和市场渠道，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和管理农户，农户专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还能够有效扩大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3.靶向引进并培育乡村经营管理新力量：借鉴浙江强村公司弥补农村人才不足，面向社会广泛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和乡村运营师的做法，鼓励支持我省具备条件的农村探索成立强村公司，明确各自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面向全国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大力引入专业运营人才，将单一的村干部逐步转为村干部+职业经理人，解决好乡村精英人才不足的问题。

 （三）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农业“山西样板”  

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智慧农业已经成为农业经营的新跑道。我省应强化数字赋能，结合山西独特的地理和资源优势，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质量和可持续性，打造智慧农业“山西样板”。

1.建设省级数字农业平台：整合“山西农谷”资源，开发覆盖生产、流通、监管的“晋农云”系统，推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在全省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  

2.拓展智慧应用场景：在我省粮食主产区建设无人农场、智能粮库，试点“AI+遥感”精准施肥、病虫害预警，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效率。  

3.打通数据要素：建立我省农业数据确权、交易、共享机制，探索“数据质押融资”模式，释放数据资产价值。  

（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释放乡村多元价值  

加速我省农业、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挥好我省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激活沉睡资源，促进乡村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打造“晋韵乡愁”IP：依托平遥古城、太行山水等独特资源，培育一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样板。同时，充分发挥“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的交通优势，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并通过多元化营销手段，吸引游客和投资者，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2.创新生态产品交易：在黄河流域试点“碳汇+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林地、湿地碳汇纳入全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激活农村资源。  

3.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推广“企业投资+集体运营+农户参与”模式，确保乡村旅游收益按比例反哺村集体与农户。  

（五）优化政策供给，筑牢制度保障  

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为我省农村改革提供清晰的方向和路径；筑牢制度保障，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和长期稳定，是推动我省农村改革、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1.强化用地保障：单列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项支持农业新业态，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乡村产业融合项目。  

2.创新金融工具：设立省级农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推广“特色农产品保险+期货”，降低经营主体风险。  

3.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双层经营体制的推进，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民培训等方面。同时要优化补贴结构，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和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确保补贴资金真正惠及困难农民和农业企业。

综上，浙江调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核心在于“统分结合”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多元主体的协同共生。山西需立足“小散弱”农业现状，以“特”“优”战略为牵引，通过集体赋权、数字赋能、主体赋活、业态赋新，探索出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为完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贡献“山西方案”。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浙江调研、广州培训取得的经验和启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研我省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运行发展情况，学习解剖典型，起草好调研报告，组织引导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开好4月份常委会议做好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