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在永和始末

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在永和始末

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英勇捐躯；大量党的领导和骨干因为领导边区建设，指挥军队作战，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为此，党中央于1938年10月2日在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将这些革命者或烈士后代在保育院养育教养。当时方志敏、刘志丹、谢子长等的子女以及毛主席的女儿李纳、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都在这里学习成长。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他们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了革命精神，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平民百姓的子女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许多孤儿，为了使这些孤儿有安身之地，栖息之所，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党的陕北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在延安创办了“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把无家可归的难童都收集进来。

1947年由于胡宗南调集部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陕北的形势非常紧张。为了战时安全，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转移到全国较早解放的黄河东岸的山西永和县，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朴，环境幽美，党组织基础比较坚固，适宜教养院生存。当年3月初，黄河刚刚解冻，还流着大量的冰凌，他们在教养院老师的带领下，从陕西的佳县出发，从碛口过了黄河，途径山西的临县、柳林、石楼、隰县向永和县桑壁镇集中，人称“桑壁娃娃队”。
据当时曾在永和桑壁娃娃队生活学习过的曹志文老人回忆，他记得桑壁镇当时有共产党领导的三个单位，分别是八路军兵站，区政府，“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在从陕北到永和的转移途中他们每天要行走30余里路。第一批来永和12人，以后每天陆续都有难童过来，到1947年秋天桑壁难童教养院已有400多个孩子。教养院的院长姓白，教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编制班、排、连，每个班都配备有老师，每天早上出操训练。上午、下午劳动或者上课，晚上院长训话上政治课。在桑壁镇他们都租赁民房居住，院领导在街上租赁房子办公，桑壁三官桥有戏台、有会堂（体育活动场地），当时桑壁河水量较大，河里有鱼、有黄鳝、有甲鱼，老师还经常下水去抓，给孩子们改善生活。
曹志文老人在回忆中说道，为了确保教养院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免遭疫情疾病传染，1948年党组织从陕西紧急调过来一批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是最有效的药物。当时桑壁的狼很多，也很厉害，有一次孩子们在砍柴的路上就被狼群围住，幸亏老师们带着枪及时赶到，把狼群赶走。
教养院给每个男孩子发一把小镢头，让他们去砍柴，每人每天45斤的任务，主要用来取暖和煮饭。当时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都是供给制，统一发放衣服，上衣没有扣子，在河里捡个小石头磨光滑了用布包住，缀在衣服上就是扣子，吃的粮食粗细均有，穿的是卡几布料，比当地的老百姓要好得多。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胡宗南部队被击败，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再次迁回延安。他们从永和县桑壁镇动身，从永和关渡过黄河途径延川县又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曹志文老人家讲述，我们教养院去永和桑壁镇的孩子共有400余人，最终回来的只有100余人，这其中有的由于疾病夭折，有的由于其它原因被当地百姓抱走。回到延安的孩子都是幸存者，他们都学有所成，有的上了战场，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不同部门走上革命道路。
曹老回忆说，我回延安后开始把他分配到延安文工团，后来到延安民众剧团。1948年底，他又被分配到延安保育院医务科工作，主要是消毒、查体温。保育院的院长杨志芳是高岗的夫人，业余时间经常和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块玩。如李鹏、李铁映、李娜、高岗的儿子高安安等，他们一起捉迷藏、摔跤。叶挺、项英、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中央首长的子弟都在保育院，这些保育院首长的子弟和我们一样穿的卡几布料，吃着一样的饭菜。到了1950年永和桑壁“陕甘宁难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基本全部返回延安，有的继续上学，有的参加革命工作，曹志文后来调到陕西红光无线电厂（兵工厂）工作，1987年离休。
老人深情的回忆说，与那些死去的同伴相比，我是最幸运者，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曹志文的今天，共产党真好。我一个没人要讨饭的孩子，共产党收留了我，同延安保育院中央首长的子女一样的待遇，一样的吃穿，普天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得到，他还自豪地说：“当时中央有五老，我就见过三老，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没见过董必武、吴玉章，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路过保育院，我还看到了毛主席，当时毛泽东主席叫李德胜。”（永和老促会师永爱郭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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