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责任编辑: 红色山西网
难以忘却的教诲
—回忆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工作的往事
我叫余平，16岁读完怀仁高小就参加了山西牺盟会组织，不久参加八路军，在晋绥边区做民运工作。1938年初，我受组织派遣，只身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做后勤工作，有幸在分局书记彭真和秘书长姚依林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令我至今难以忘却。
1939年到1942年，是日本侵略者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大扫荡，实施封锁围困，对乡村实施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我边区根据地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尤以粮食为最。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都住在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一带，当时，分局后勤科长杨步锦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住在军区医院，分局秘书长姚依林命我代理科长，把分局上下的后勤担子负责担起来。就当时的条件，要搞好后勤生活服务工作谈何容易？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可真是一个大难题啊!我多次率领全科工作人员,在警卫班的配合下，不辞劳苦，在冀西山区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收购粮食蔬菜。然而,根据地人民也是过着吞糠咽菜、食不裏腹的日子，收购回的也只是些粗杂粮和干菜叶子。
由于粮食紧张，分局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是三餐两稀地对付着吃饭。我望着首长们瘦弱的身躯和同志们瘦黄的面容,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办法。
一天，军区部队伏击了日军一支辎重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聂荣臻司令员给分局送来几大车缴获来的白面、大米、食油、罐头、香烟等战利品，还有几头肥猪。这可高兴坏了我这个代理科长。有粮吃了，而且是多日不见的白面、大米。分局领导指示我说，为大家改善一次生活。这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将所有炊管人员的工作分配下去。于是杀猪的、淘米的、洗菜的、蒸馒头的，大家忙的不亦乐乎。今天，分局首长也要同我们共进午餐。这天中午，虽说我们准备了足够的饭菜，馒头大米管饱吃，但还是被大家风卷残云，吃了个盆光碗净。
有粮了，手头宽裕起来。于是，我有点大手大脚起来。一天晚上，我见彭真书记和姚依林秘书长没来吃饭。我想，他们一定又是工作忙得顾不上。按照往常惯例，我们准备将饭菜送到首长办公室。于是，我亲自下厨房，炒个土豆丝，把冷馒头切片用油炸过，又打一盆香油葱花汤，给彭真书记和姚依林秘书长送到办公室。不想彭书记一见，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望着金黄色的油炸馒头片和漂着油花的葱花汤对我说；“余平同志，你现在手中有粮了，白面馒头还油炸哩。可你想过吗?我们前些时吃得啥,喝得啥?咋一下子就变得这样阔绰?你应该知道,这些粮食是部队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鬼子手中夺过来的呀,怎能这样奢侈呢?还有,我们根据地人民过得是啥日子！”
彭书记一席话说得我红着脸低下了头，他见我窘迫不安的样子。于是，语重心长地又说:“小余啊，现在我们还是在敌人的封锁围困下坚持工作，根据地的生活物资是这样的困难，我们一定得扳着指头，精打细算过日子，可不能一饱忘了百饥啊!”
姚秘书长接着说;“是啊，余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衣食官啊，你得算计的过光景，过好了，我们有饭吃，过不好大家都得挨饿呀。再说，目前我们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应该做到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咋能搞特殊呢？首长也不能例外啊！”
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回想首长的批评教育，自己觉得有些委屈，但冷静下来细细琢磨，首长的每一句活都在理。是啊，首长们平时以身作则和我们同甘共苦，从不扩搞特殊，事事处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这样做实在令人惭愧啊。在延安抗大时，中央首长给我们做报告时，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股，吃的饭也同我们一样，都是小米土豆，从没有开小灶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与国民党当官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工作生活作风也不同。
这次贸然的“过失”，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为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时时刻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俱往矣，多少革命先驱已离我们而去，然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发扬光大，传承下去。（余 平遗作 马锡勤整理
1939年到1942年，是日本侵略者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大扫荡，实施封锁围困，对乡村实施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我边区根据地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尤以粮食为最。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都住在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一带，当时，分局后勤科长杨步锦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住在军区医院，分局秘书长姚依林命我代理科长，把分局上下的后勤担子负责担起来。就当时的条件，要搞好后勤生活服务工作谈何容易？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可真是一个大难题啊!我多次率领全科工作人员,在警卫班的配合下，不辞劳苦，在冀西山区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收购粮食蔬菜。然而,根据地人民也是过着吞糠咽菜、食不裏腹的日子，收购回的也只是些粗杂粮和干菜叶子。
由于粮食紧张，分局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是三餐两稀地对付着吃饭。我望着首长们瘦弱的身躯和同志们瘦黄的面容,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办法。
一天，军区部队伏击了日军一支辎重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聂荣臻司令员给分局送来几大车缴获来的白面、大米、食油、罐头、香烟等战利品，还有几头肥猪。这可高兴坏了我这个代理科长。有粮吃了，而且是多日不见的白面、大米。分局领导指示我说，为大家改善一次生活。这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将所有炊管人员的工作分配下去。于是杀猪的、淘米的、洗菜的、蒸馒头的，大家忙的不亦乐乎。今天，分局首长也要同我们共进午餐。这天中午，虽说我们准备了足够的饭菜，馒头大米管饱吃，但还是被大家风卷残云，吃了个盆光碗净。
有粮了，手头宽裕起来。于是，我有点大手大脚起来。一天晚上，我见彭真书记和姚依林秘书长没来吃饭。我想，他们一定又是工作忙得顾不上。按照往常惯例，我们准备将饭菜送到首长办公室。于是，我亲自下厨房，炒个土豆丝，把冷馒头切片用油炸过，又打一盆香油葱花汤，给彭真书记和姚依林秘书长送到办公室。不想彭书记一见，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望着金黄色的油炸馒头片和漂着油花的葱花汤对我说；“余平同志，你现在手中有粮了，白面馒头还油炸哩。可你想过吗?我们前些时吃得啥,喝得啥?咋一下子就变得这样阔绰?你应该知道,这些粮食是部队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鬼子手中夺过来的呀,怎能这样奢侈呢?还有,我们根据地人民过得是啥日子！”
彭书记一席话说得我红着脸低下了头，他见我窘迫不安的样子。于是，语重心长地又说:“小余啊，现在我们还是在敌人的封锁围困下坚持工作，根据地的生活物资是这样的困难，我们一定得扳着指头，精打细算过日子，可不能一饱忘了百饥啊!”
姚秘书长接着说;“是啊，余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衣食官啊，你得算计的过光景，过好了，我们有饭吃，过不好大家都得挨饿呀。再说，目前我们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应该做到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咋能搞特殊呢？首长也不能例外啊！”
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回想首长的批评教育，自己觉得有些委屈，但冷静下来细细琢磨，首长的每一句活都在理。是啊，首长们平时以身作则和我们同甘共苦，从不扩搞特殊，事事处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这样做实在令人惭愧啊。在延安抗大时，中央首长给我们做报告时，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股，吃的饭也同我们一样，都是小米土豆，从没有开小灶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与国民党当官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工作生活作风也不同。
这次贸然的“过失”，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为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时时刻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俱往矣，多少革命先驱已离我们而去，然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发扬光大，传承下去。（余 平遗作 马锡勤整理
）
（注释：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中共中央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机关。1939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河北省平山县成立。彭真任书记，聂荣臻、彭真、程子华、关向应等为委员，姚依林为秘书长。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平西区、平北区、冀东区、冀中区（即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东北满州）党委的统一领导。）
附：余 平，原名毕世清，1921年2月出生在怀仁县偏岭村（现属山阴县）农民家庭，1937年8月参加工作，加入右玉县牺盟会。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120师工作团搞民运工作。同年7月赴延安抗大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工作，任事务科干事、代理后勤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正营职干事、晋绥边区三分区静乐县武委会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晋绥分局八分区统购站站长、晋绥雁门五地委怀仁县武委会主任。建国以后，先后任怀仁县吴家窑陶瓷厂劳资科长、鹅毛口炼钢厂副厂长，“文革”中被批斗抄家返回原籍。1971年平反复职，到雁北地区小峪煤矿工作按干部待遇。1978年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1984年3月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2015年病逝，享年94岁。
（注释：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中共中央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机关。1939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河北省平山县成立。彭真任书记，聂荣臻、彭真、程子华、关向应等为委员，姚依林为秘书长。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平西区、平北区、冀东区、冀中区（即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东北满州）党委的统一领导。）
附：余 平，原名毕世清，1921年2月出生在怀仁县偏岭村（现属山阴县）农民家庭，1937年8月参加工作，加入右玉县牺盟会。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120师工作团搞民运工作。同年7月赴延安抗大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工作，任事务科干事、代理后勤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正营职干事、晋绥边区三分区静乐县武委会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晋绥分局八分区统购站站长、晋绥雁门五地委怀仁县武委会主任。建国以后，先后任怀仁县吴家窑陶瓷厂劳资科长、鹅毛口炼钢厂副厂长，“文革”中被批斗抄家返回原籍。1971年平反复职，到雁北地区小峪煤矿工作按干部待遇。1978年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1984年3月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2015年病逝，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