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朔州市朔城区西北部的西山脚下，利民镇如一颗镶嵌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的明珠，这里不仅是西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朔县（现朔城区）播撒革命火种、建立最早党组织的红色沃土。而西驼梁村，便是这片红色土地上一个典型的革命老区村。如今，当我们走进这座村庄，残窑断壁、人气淡淡、更能感受到城乡发展浪潮下，传统村落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

截至2025年，西驼梁村现有户籍125户、户籍人口280人，但常住人口仅剩下8户15人，户籍与常住人口的巨大反差，直观地勾勒出村庄“空心化”的轮廓。更令人忧心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衡：在15名常住人口中，40岁以下仅有1人，40至60岁的中年群体也仅3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多达11人，占比超过73%。与之相对的，是村庄1200亩广袤的耕地——这些曾经养活了数代人的土地，如今正与老龄化的村民一道，面临着如何延续生机的现实课题。

一、人口变迁：从“人丁兴旺”到“空心寂寥”的四十年轨迹

西驼梁村的人口变化，是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微观缩影。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村庄的人口流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烙印着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

（一）稳定期（1980-1990年）：土地承包下的村庄稳态

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行，西驼梁村的村民也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老区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彼时，家家户户都把心思扑在田地里，春种秋收、夏耕冬藏，土地的内在潜力被充分激发。

在这十年间，村庄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1980年全村常住人口为310人，到1990年微降至300人，十年间仅减少10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几乎完全一致。支撑这种稳定的，除了土地带来的生活保障，还有村小学的“凝聚力”——当时村里的五年制小学学生最多上到八十多人，孩子们在村里上小学，在不足2华里的邻村东驼梁上初中，家长们守着土地和孩子，很少有人会萌生离开村庄的念头。清晨的读书声、田埂上的吆喝声、傍晚的炊烟，共同构成了村庄最鲜活的生活图景。

（二）递减期（2000-2025年）：不可逆的人口外流浪潮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西驼梁村的人口开始进入加速递减通道，这股浪潮几乎不可逆。2000年，常住人口降至230人，相比1990年减少了70人；201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缩水至160人，十年间又减少70人；到2020年，常住人口仅剩下25人，十年内减少了135人，降幅超过84%。

 近五年，人口减少的趋势仍在持续：2021年22人、2022年21人、2023年20人、2024年18人，直至2025年的15人。从1980年的310人到2025年的15人，45年间常住人口减少了295人，降幅超过95%。如今走在村里，多数院落大门紧闭，院墙爬满杂草，只有少数几户老人的院子里，还能看到晾晒的农作物和蹒跚的身影，曾经热闹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寂寥的街巷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二、产业转型：从“传统种养”到“结构调整”的破局尝试

人口的外流，曾让西驼梁村的产业发展陷入停滞，但在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下，村庄的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过去单一的传统种养，逐步向多元化、规模化的方向探索。

（一）传统模式：烙印着时代印记的种养结构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西驼梁村的产业结构长期以传统种养为主，这种模式延续了数十年，深深烙印着北方山区的地域特征。

在种植方面，村民主要种植莜麦、胡麻、豌豆、土豆等耐旱、耐寒的农作物。这些作物虽然产量不高，但适应西山地区的气候条件，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口粮”。每到播种季节，村民们用牛拉犁、人工播种；收获时，靠镰刀收割、肩挑背扛，一亩地的收成往往要耗费大量人力。

在养殖方面，则以“户养”为主要形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只鸡、一头猪，条件好的家庭会养几只羊或一头牛、一头驴。养鸡是为了下蛋换钱，养猪是为了过年吃肉，养牛驴则主要用于耕地和运输。这种“自给自足+少量售卖”的养殖模式，规模小、效益低，始终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层面。

（二）调整突破（2020年后）：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产业新生

2020年，成为西驼梁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市场需求、粮价波动以及行政整合的多重推动下，村庄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明显调整，沉寂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在种植结构上，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玉米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加。2020年之前，玉米在村里的种植面积占比不足10%，但随着玉米市场价格的稳定和新品种的引进，村民发现玉米不仅产量高，而且销路广。到2023年、2024年、2025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已占全村耕地的40%以上，单产最高达到1100斤，创下了村里玉米种植的历史新高。除了玉米，红芸豆、芍药等经济作物也开始大面积种植——红芸豆因营养价值高、出口需求大，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作物；芍药则兼具观赏和药用价值，为村庄后续发展特色产业埋下了伏笔。

 在养殖模式上，“散户养殖”逐步向“规模化养殖”转型。目前村里已有3户村民开展规模化养羊，共1600只，4户养驴共10头，但这种模式已打破了过去“小打小闹”的格局。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曾经因人口外流而丢荒的土地，如今重新被开垦耕种，十余名在外打工的农民也选择返乡，参与到种养产业中，为村庄注入了久违的活力。

三、变迁背后：人口与产业双重变奏的深层逻辑

西驼梁村人口的持续外流与产业的逐步转型，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城乡发展规律、政策调整以及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空心村”的形成与突围之路。

（一）人口外流：教育流失与机械化推动的“离心力”

 1. 主因：村小学撤销，教育资源流失引发家庭迁移

在农村，学校是村庄的“灵魂”，不仅承载着教育功能，更维系着村庄的人气。1995年之前，西驼梁村的五年制小学师生稳定，孩子们在村里上学，家长们自然不会轻易离开。1995年底撤了小学后，师生们的去向成了压垮村庄人口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少数学生转到镇上的学校，多数则跟随父母进城读书。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们不得不放弃村里的土地和房屋，搬到市区定居。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村庄常住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锐减。

 2. 次因：农业机械化普及，青壮劳力“解放”后进城发展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西驼梁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需要全家上阵、耗时数月的耕种和收割，如今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几天就能完成。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让青壮劳力有了大量空闲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力选择进城打工、经商。起初，他们只是农忙时回村，农闲时进城；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他们开始在城里购房、安家，将孩子接到城里上学。最终，这些家庭彻底脱离了村庄，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守着老宅和少量土地。村里的房屋逐渐空置，土地要么出租给他人，要么因无人耕种而丢荒，村庄的“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产业转型：市场导向与能人带动的“向心力”

1. 市场驱动：遵循“高产量、高价值”的生存逻辑

对于农民而言，种植什么、养殖什么，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划算不划算”。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西驼梁村的村民开始主动调整种养结构：玉米产量高、销路稳，就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红芸豆、芍药价格高、效益好，就尝试种植经济作物。

这种“什么产量高种什么，什么值钱种什么”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则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回应。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村民们还主动引进新品种、新种子，学习新的种植技术——比如通过镇里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玉米的高产种植方法；通过电商平台，查询红芸豆的市场价格和销售渠道。市场的“无形之手”，正在推动村庄的产业向更高效、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2. 能人带动：行政整合后“先进带后进”的发展路径

2020年，西驼梁村并入东驼梁村，这一行政整合举措，为村庄的产业转型带来了关键机遇。东驼梁村的党支部，是多年的区镇先进典型，党支部一班人在产业发展方面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并入东驼梁村后，西驼梁村开始复制东驼梁的产业发展路径：学习东驼梁的规模化种植模式，引进东驼梁已经试种成功的新品种，西驼梁村的产业调整步伐明显加快，玉米、红芸豆、芍药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规模化养殖也逐步起步，村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这种“先进带后进”的模式，让西驼梁村在产业转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四、破局之路：革命老区“空心村”的发展建议

西驼梁村的变迁，并非个例。在朔城区范围内，还有许多类似的革命老区村，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产业单一、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基于西驼梁村的调查，我们提出以下三项发展建议，为这些“空心村”的突围提供参考。

（一）行政整合：以“强带弱”激活发展动能

对于人口少、资源有限、发展乏力的革命老区村，按照群众意愿，将其合并入邻近发展较好的村庄，是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路径。西驼梁村并入东驼梁村后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通过合并，不仅可以共享先进村庄的党组织资源、产业资源和人脉资源，还能整合分散的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

在合并过程中，需要注意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避免“一刀切”；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被合并村庄的村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比如，东驼梁村在带动西驼梁村发展产业时，可以按照土地面积或投入比例，让西驼梁村的村民参与分红，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二）人口引入：多渠道盘活人力资源

“空心村”的核心问题是“没人”，因此，引进人口是破解发展困境的关键。针对革命老区村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三个渠道引入人口：

吸引返乡群众：对于曾经在村里生活过、对村庄有感情的外出务工人员，可以通过提供土地流转补贴、创业扶持资金等政策，鼓励他们返乡发展种养产业或开办小型加工厂。

引进外来人口：针对村庄的土地资源和产业需求，可以面向周边地区或城市，引进有农业技术、有经营能力的外来人口，让他们租赁村里的空置房屋和土地，开展规模化种养。

邀请离退休人员：许多城市的离退休人员喜欢乡村的宁静生活，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脉资源。可以通过改造村里的旧房屋，打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康养小院”，邀请他们来村定居，并鼓励他们参与村庄的产业发展，比如指导村民种植经济作物、帮助对接城市的销售渠道。

（三）业态创新：打造“红色+”特色产业

革命老区村最大的优势是“红色资源”，因此，在产业发展中，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打造“红色+”特色产业。西驼梁村作为革命老区村，老一辈村民的革命故事，都是宝贵的红色资源。

可以通过引资引人，对村里的旧村落进行改造：保留传统的窑洞、院落格局，将部分空置房屋改造成“红色民宿”，让游客在体验乡村生活的同时，聆听革命故事；利用村里的土地，种植芍药、油菜花等观赏性作物，打造“红色旅游+乡村观光”的业态；开发红色文创产品，比如印有革命标语的手工艺品、以老区故事为主题的剪纸，板刻，书籍等，延伸产业链。

通过“红色+民宿”“红色+观光”“红色+文创”的模式，不仅可以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还能让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西驼梁村的故事，是中国千万个“空心村”的缩影。它的人口外流，折射出城乡发展的差距；它的产业转型，展现出农村发展的韧性；它的破局探索，为革命老区村的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对于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村庄而言，“空心化”并非终点，只要找准自身优势，借助政策东风，就能在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突围之路，让红色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与活。

朔城区老区促进会会长：丁连信

朔城区老区促进会副会长、朔城区利民镇东驼梁村党支部书记：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