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聚焦山西省交口县在东征战役中的关键地位，分析其地理优势及其作为红军指挥中枢的决策和革命实践，论证交口是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最具核心意义的战略支点。

关键词：红军东征；交口；战略支点；晋西会议；根据地建设

 引言

1936年2月至5月的红军主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为实现抗日救国、打破国民党军事经济封锁、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而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进攻。此次战役不仅实现了“扩红、筹款、赤化”的既定目标，更将抗日主张推向华北，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东征期间，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交口县驻扎时间最长，并在此作出了大麦郊分兵等重大决策，召开了晋西会议，同时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和政权建设。交口人民倾力支持红军主力在晋西的军事行动、政治宣传和后勤补充，对东征战役的顺利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后续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在75天的东征战役中，山西省交口县（当时分属孝义、隰县、灵石）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红军总部的主要驻地、军事决策中心以及对阎作战的主战场、群众工作的重点区域，成为红军东征的战略支点。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红军东征在交口的革命实践，深入剖析其作为战略支点的具体体现与重要意义。

一、交口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基础是成为战略支点的前提

交口县紧邻黄河东岸的石楼县，地处吕梁山腹地，扼守晋西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征一开始，毛泽东同志便以战略家的远见，将交口定位为东征的指挥中枢与战略支点，计划以此为中心，在吕梁山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红军渡河入晋后，红一方面军不到十天即取得蓬门、关上两战大捷，并攻占交口将其作为战略战役枢纽和东进的前进基地。

首先，交口县典型的黄土高原深切地貌，构成了天然的军事屏障。这里梁峁交错、沟壑纵横，极大地限制了敌军重武器的展开和机动，同时为红军提供了隐蔽集结、实施伏击的理想场所，非常适应红军擅长的山地游击战，使该地区成为一处易守难攻的防御要地。

其次，在宏观区位上，交口县位于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山脉中段，地处吕梁市最南端，东接孝义、灵石，南连汾西、隰县，西靠石楼，北邻中阳。东西最长距离46公里，南北最长距离53公里。此地背靠陕北，易于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战略上看，交口地处陕北苏区与山西腹地的关键通道，向东可作为挺进汾河谷地、威胁晋中核心区域的跳板；向西则是连接黄河渡口、保障前后方物资流通的生命线，拥有较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这一区位优势，被毛泽东同志在电文中明确为“我军作战枢纽”。

再次，在物质支撑方面，相较于物资匮乏的陕北，交口依托双池、桃红坡等传统集镇，具备了在区域范围内筹粮筹款的现实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红军长期作战的后勤压力。交口至离石、石楼、霍州、灵石、临汾的五条干线公路覆盖县境，因交通便利，双池和桃红坡发展成为县内重要集镇。双池自古有“旱码头”之称，是灵石、孝义、隰县、汾西等县的物资交流中心，也是晋南、晋中、晋西及陕北的重要贸易集散地。桃红坡则是交口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这些条件有利于红军筹集军需、发展壮大，因此，双池（西庄）和桃红坡（大麦郊）成为红军东征指挥部的主要驻地。

最后，扎实的社会基础为这一战略枢纽提供了持续支撑。早在1931年，晋西游击队在交口县温泉乡创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东征时，当年晋西游击队的骨干闫红彦、马佩勋等皆随军东征，有利于在当地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充实红军队伍，为兵员补充奠定了基础。

正是这种防御性地形、枢纽性区位、资源节点功能以及社会基础支撑的协同作用，使得交口县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被决策层擘画为创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并最终转化为一个能够支撑战役指挥、兵力集结、后勤补给及向前机动的红军东征战略支点，从而在宏观战局中发挥了远超其行政边界的重要杠杆作用。

二、成为指挥中枢与决策中心是战略支点的核心功能

交口是东征期间红军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一系列决定战役走向的重大决策在此形成。

（一）大麦郊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大麦郊“城门里”院南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研究制定了兑九峪战斗的具体部署。会后，毛泽东同志在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任务时又强调指出，由于阎军向我逼近，如不打退阎军进攻，我们就无法立足晋西，所以我们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而后就可以兵分两路，各撒一网，宣传群众，扩充红军，筹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兑九峪战斗的战略意图:既不是攻城略地，死打硬拼，也不是消极防御，步步为营，而是要实施分兵发动群众，创立吕梁山根据地，在吕梁山区站稳脚跟，有计划的重创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二）郭家掌指挥兑九峪战斗

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经西宋庄、赵圪垛、温泉，行程30华里来到了郭家掌村，住在郭维喜院内正中窑，与彭德怀等在村东南的金斗山指挥了兑九峪战斗。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从南北西三面向由东向西推进至兑九峪、阳泉曲、柳湾一线的晋绥军杨效政第二纵队、李生达第三纵队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打响后敌预备总队王靖国部、第四纵队孙楚部也赶来增援，总兵力达到15个团之多，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了红军，战斗从佛晓打到黄昏，红军击溃了敌人两个纵队，歼敌近3个团之后，鉴于敌众我寡，一时难以吃掉敌人的情况，红军主动撤出了战斗，阎军也撤至孝义、汾阳一带布防。

（三）大麦郊分兵

兑九峪战斗后，征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阎军急于寻找并包围我军进行决战的严峻形势，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主持召开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做出了红军兵分三路转战山西南北的决定:毛泽东亲率红军总部和特务团及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交口、隰县、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这一重大军事决策对红军摆脱不利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称大麦交分兵。（按过去一些资料说，在郭家掌分兵是错误的，因为在毛泽东军事文选记载的3月11日晚，毛泽东给前方的电报最后提到，“我们在大麦郊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使阎锡山一时搞不清红军主力行动方向，打乱了阎锡山在晋西一带与红军决战的计划。

（四）西庄村做群众工作，挖出了“幸福泉”

193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西庄村，住在“麟厚堂”院内正中窑，一面指挥中路军抗击分路尾追而来的阎军，一面指导红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在双池周边开展地方工作。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凯丰、李富春，工作人员有胡耀邦、王达成、马佩勋等，地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筹款、赤化工作，先后打开了双池“万兴当铺”、石咀会“福庆长”杂货铺盐库，斗争了一批土豪劣绅，将粮食、食盐分给了群众，将穷人的典当物归还本人并当众烧毁了当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成立了双池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明志沟、侯家渠、韩家沟等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明志沟党支部是交口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交口青年踊跃参军，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和革命工作，解学恭、赵家声（赵起）、冯克武、刘之聪、侯德长、郭万胜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组建了“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有别于1931年成立的“晋西游击队”），支队长冯克武、政委马佩勋。马佩勋是山西孝义人，1931年5月就参加了晋西游击队，后渡河入陕，红军东征时又随军进入山西，是红军中唯一了解当地情况的当地人，双池周边的地方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马佩勋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受凯丰委派到西庄村向毛泽东做了当面汇报。

红军进驻西庄村后，村内原有的一口小水井水不够用，为解决红军人马用水同时又不影响群众吃水，毛泽东指挥红军战士在村东沟内挖出一股清泉，此泉水解放后被引至双池、寺底村，供附近3个村近万人饮水，被群众称为“幸福泉”。

（五）康城镇召开“晋西会议”

从1936年3月21日至4月25日，毛泽东及红军总部机关共在康城镇驻扎18天，其间曾3次离开又返回。在西庄和康城及石口期间，毛泽东出席了在交口县桃红坡镇上益千村（亦可能是双池云千上庄村或康城上仙村，各史料记载不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晋西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等方面的问题，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行动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返回了陕北，中央不再随军东征。毛泽东驻康城期间于4月18日召见了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让其转达我党及红军东进抗日、统一战线等三条意见：一、在绥远给红军让出十几个县，作为抗日根据地；二、如第一条不行，则在雁北给红军让一条路，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三、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以后郭从延安回到太原，向阎锡山转达了毛泽东的上述三条意见和亲笔信。阎锡山对第三条似有所动，为他后来联共抗日、联共拒蒋埋下了伏笔。

（六）毛泽东两次路居石口村

1936年3月22日、4月7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交口及晋西一带与敌人“兜圈子”，期间曾两次路居石口村。石口历来为战略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就筑有石阿城，是吕梁山中东西南北交通要冲。1936年3月24日至27日，中路军在石口、水头等地与闫军孙楚部发生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6年4月14日，红十五军团主力转战晋中、晋西北，一个月后，回到交口大麦郊地区休整。之后，红二十八军也从石楼永和到达交口康城镇，与中路军会合。1936年4月2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由交口县康城镇经隰县庞派里、蓬门向永和县桑壁镇进发。4月27日红军后卫部队撤离交口，从康城镇向永和进发，5月2日，毛泽东从永和清水关回师西渡，5月5日红军全部渡过黄河，伟大的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三、支撑全局的战略价值与历史影响

交口作为东征红军在晋西的战略支点，其作用和影响是深远且多方面的，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驻留意义，在军事、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为东征战役的推进及后续革命进程奠定了基础。

（一）军事上的支撑与周转基地

交口地区以其复杂的地形和适中的位置，为东征红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支撑。首先，它作为红军总部长时间的驻扎地，确保了指挥系统的稳定与指令的有效传达，是战役的“神经中枢”。其次，该地区成为红军兵力集结、休整补充的关键空间。在兑九峪战斗后，红军依托交口及周边区域进行休整，并成功实施了“大麦郊分兵”这一扭转战局的决策。以交口为中心，中路军灵活机动，牵制了晋绥军大量兵力，有效掩护了左右两路军的南北出击，使红军在全局上摆脱了被动，掌握了战役主动权。此外，交口背靠黄河，与陕北苏区联系相对便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连接前线与后方、保障信息与人员往来通道的作用。

（二）政治上的宣传动员与统战实践

交口不仅是军事枢纽，更是红军在山西进行政治动员和抗日宣传的核心区域。红军总部驻扎于此，使得党的政策能以此为中心强力辐射晋西。通过打土豪、分粮盐、废除苛捐杂税、成立苏维埃政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红军迅速赢得了当地贫苦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粉碎了阎锡山当局的负面宣传。上千名交口青年踊跃参军，直接壮大了红军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此地接见被俘晋绥军官郭登瀛，并通过其向阎锡山传递合作抗日的信息，这是一次重要的、高层的统战实践尝试。它不仅在政治上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也为日后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牺盟会、决死队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以落实。

（三）为后续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根基

红军东征虽然在数月后回师陕北，但其在交口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和进行的初步建设，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影响。一是组织基础得到建立。明志沟等一批早期农村党支部及双池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党在山西地区重建和拓展基层组织的关键一环，培养和发展了本地最早的党员骨干。二是群众基础得到夯实。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切实的利益分配，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抗日救国”的理念深入人心，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三是干部力量得到储备。东征中涌现和培养的本地干部（如马佩勋等），以及在此过程中得到锻炼的红军干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15师、120师等部挺进山西时，许多人成为创建晋西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交口的革命实践，也为后来根据地建设中的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动员提供了直接参照。

交口作为红军东征的战略支点，其价值体现在：在战役层面，保障了红军主力的行动自由与决策执行；在社会层面，实现了深刻的群众动员与组织建设；在历史脉络中，构成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为八路军立足山西、坚持敌后抗战预先准备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所以，对交口在东征中作用的研究，具有连接陕甘革命、东征战役与山西抗战史的重要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在1936年红军东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交口县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红军总部长时间驻扎的指挥中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直接影响了东征战役的走向；以交口为中心开展的深入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支撑。交口实质上承担了东征红军在山西的战略支点功能，是支撑红军实现军事行动、政治宣传、自身壮大等多重目标的核心区域。研究交口在红军东征中的战略支点地位，不仅有助于更深入、更具体地理解东征战役的历程与成就，也为我们认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性实证案例。（吕梁市交口县第一中学校 卫彦琴）

参考文献

【1】周来有，《红色交口革命史》，交口县政协内刊

【2】中共吕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吕梁历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